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陰陽五行說來解釋災害的發生
導語
自古以來,旱災都會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危害,百姓在與幹旱抗爭的過程中,逐步在思想上將天和人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直到漢代,包括陰陽五行說和災害天譴說在內的“天人感應”災害觀最終形成,並得以延續。
北宋王朝在前代的基礎上對此加以繼承,此時期天人感應災害觀,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和挑戰,但並不影響主流災害觀的歷史地位。
陰陽太極圖
科學技術的落後,自然災害雖時常發生,那個時代的人民以神怪之力來解析災害
古代的農業生產技術相對落後,一旦遇到旱災等自然災害,百姓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甚至有可能在大災面前威脅到生命財產安全。人們無力改變這一現狀,再加上普遍對自然缺乏客觀的了解,理所當然的認為這是上天的旨意,上天用其神秘的力量給人類帶來災禍。
正如王子平所說:“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自然災害雖時常發生,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民無法客觀、科學的解釋這種現象,因此迷信和猜測便應運而生。以神怪之力來解析災害是古人便利而慣用的方法”。
古人的神怪之力說
如此一來,天和人被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這種思想的形成可追溯到數千年前,並一直盛行不衰。兩漢時期,在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成熟的陰陽五行說和災害天譴說,“前者創設了人事和災害之間的感應機制,後者則將災害看作是天對君主不妥做法,而采取的有目的性的警告,這使中國古代主流的災害觀得以形成。
隨著時間的推移,陰、陽又被看作為支配一切、催動萬物發展變化的兩種基本力量
陰陽和五行最初是被分割開來的,他們的產生有各自不同的民族地理和地域背景。二者之間的關系,歷經了獨立狀態到融合的過程。所謂陰、陽,侯外廬在其著作中解釋道:“陰為雲覆日,陽為日出,由此陰、陽便可被看作任何相反或相對的事象。
陰陽關系圖
傳統意義上講,天代表陽,地代表陰。隨著時間的推移,陰、陽又被看作為支配一切、催動萬物發展變化的兩種基本力量”。而五行的起源時間較早,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經占蔔星象家的利用得以產生。戰國時代,陰陽家鄒衍將陰陽學和五行說加以融合,從而開創了陰陽五行說的思想流派。
到了兩漢時期,陰陽五行說更加受人歡迎。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便是陰陽五行。不管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此種方法的。西漢早期雖然出現了很多有名的陰陽五行家,但真正把陰陽五行說推向頂峰的是董仲舒。
陰陽家-鄒衍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陰陽五行說來解釋災害的發生
武帝之時,為適應時代需要、鞏固自身統治,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派自孔子開創以來,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扶持。但此時的儒學並不等同於孔子時代的儒學,為更加容易被統治者接受,董仲舒等漢儒對儒學作出了一些改變。
《漢書五行誌》雲:“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一反儒家不語怪力亂神的慣例,對陰陽五行說加以利用,與傳統儒學進行糅合,使之蒙上了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以致於漢儒都用陰陽五行說來解釋災害的發生。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將雨雹的成因歸結為陰氣暴上,在他看來,雨雹並不是正常的自然現象,而是陰陽失調造成的,若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不僅如此,陰陽失調還會產生風發屋,雹殺驢馬的情況,即所有的自然災害都是陰陽失調的結果。
在以董仲舒為代表人物的漢儒的努力下,加之統治者的認同和支持,披著儒學外衣的陰陽五行說在兩漢乃至後世都影響深遠,經久不衰。
董仲舒簡介
災害論中的天人相關思想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稱為感應論,後者稱為天譴論
災害論是把自然現象和人事相結合而發跡的,它的前提是天人相關的思想。根據陳侃理的見解,災害論中的天人相關思想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方的變化會引起或預示另一方的類似變化。另一種天人相關思想,把天視為有人格的神,會以一定的標準觀察和評價人事,並有針對地表達自己的意誌,進而影響人事。
前者稱為感應論,後者稱為天譴論。感應論和天譴論對天的設定有根本的區別。前者的天是自然之天,後者的天則是人格化了的道德之天。換言之,災害天譴說是天人感應論的社會表現。
董仲舒-儒學的神學化
在董仲舒看來,國家之失是災害產生的根本原因。一旦君主有過失,上天就會降下災害予以警示和懲罰,如果過失仍然沒有被改變,則見怪異以驚駭之,若連此都不能使之改變,更大的災禍就會到來。
總結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足見天意之仁。在君主專制的古代王朝,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約束君主的行為,抑制君主的權力,但這種約束和抑制是有前提的,即所謂的天命論。
董仲舒石像
漢武帝曾問及“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的問題,董仲舒提到自己在閱讀《春秋》的時候,思考著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發現上天是非常值得敬畏的。
君主如果有一些失當行為,上天最初會降下自然災害進行警告,如果君主不能夠自省,緊接著會降下怪異之事繼續譴責,如若還是不知悔改,更大的懲罰便會來臨。由此可見上天的仁愛之心,懲罰的目的只是希望君主改正錯誤。
古籍《春秋
只要非大亡道之世者,上天並不會輕易的改換天命,而是會盡力扶持而全安之。正是這種較為柔和的天命論肯定了君權的不可動搖性,才使災害天譴說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最終在後來的歷朝歷代都奉為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