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看怎麼理解“字典”這個詞了，如果是常規理解裏面“查詢字音字義的語言工具書”，那麼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字典並不是《康熙字典》。

不過要說明的一點是，“字典”這個詞以及之後的用法，卻是出自《康熙字典》。在《康熙字典》之前，語言文字類的辭書，並不能用一個詞說明，而是分成了各有側重的兩個：重字義字形的，我們一般叫做“字書”，重字音的，我們一般叫做“韻書”。

所以，中國第一部字書，理論上講本該是秦代李斯為首編的《三倉》，但它不可考了，所以公認的是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

第一部辭典，是《爾雅》。

最早的韻書，應該是是三國李登編的《聲類》和晉呂靜編的《韻集》。只是同樣不可考，所以算在了《切韻》頭上。

而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大概算是第一部方言詞典了吧。

另一個問題，有些復雜，我勉強回答一下。歡迎探討。

是這樣的，中國的辭書編纂，其實並非如問主所想一直岑寂到今。它也是隨著朝代更替學風變化起落沈浮過的。

為《說文》立註、著說、增補、校對的相關書籍，歷史上從沒斷過。什麼《說文長箋》《說文解字註》《說文句讀》《說文解字義證》《說文通訓定聲》······可見其地位和深度。《爾雅》更是位列十三經之一。因而不能說不重視。

從魏晉開始，《廣雅》、《玉篇》、《切韻》自不必提。直到遼宋金時期，辭書編纂都有著一個小高峰。《龍龕》和《四聲篇海》就是那時的，以《爾雅》為宗的擴展則有《埤雅》《爾雅新義》《爾雅翼》一系列，堪稱鼎盛。

只是，它經歷過兩次衝擊，第一次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至於上古時期很有一部分的字書韻書我們無法得窺其貌。而第二次，就是元明時期。因為宋代有姓程的倆兄弟和朱熹帶頭，以至於晚宋以來一直有重經義而輕訓詁的治學風氣，貽害非淺。

宋以後儒家的經典，最聖的學問，叫什麼？叫《大學》，玩的都是明理章句。我們研究音韻、文字、訓詁的這些東西，統稱“小學”，這個詞西漢就有。此中意味，自行體會。

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辭書編纂不同於別的研究學問，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枯燥，遵循的原則是“較死理”。對於一個字義的考證，涉及到的文獻資料很可能多到駭人聽聞，更不必說常有矛盾錯訛存疑之處難以辯鑒，必須有種洞察力。

所以，編纂辭書的人，學問見識極其之高卻鮮少為人所知。因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工作枯燥孤獨，每每和字詞作戰糾纏，考證更是耗人心力。所以即使編一本小小的通用字典，都不是一個人的戰鬥。從近代的羅振玉、容庚、朱起鳳、陸費逵，到當代的王力、徐中舒、羅竹風等人，無一不是大家，但知道他們名字的恐怕不多。

縱然是兵荒馬亂、風雨飄搖的晚清民國，依舊有《中華大字典》和《辭通》《辭源》這樣了不起的大著作出現。建國以後，辭書的編纂更傾向於團體性了，極少突出個人。這種方式有優有劣，優勢是考證精校更為可靠，劣處就是人員龐雜，眾口難調，影響效率，也影響一本辭書的整體性和通貫性，甚至大型編制的辭書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作為我國編篡的頂峰之作，規模之大，參編人數之巨史無前例。它們當時初次出版全都是一本一本來的，拉了好多年才出齊。辛苦難產，可見一斑。

所以，我們國家對字典詞典的編纂關註程度不高，反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編纂者們只顧著埋頭苦幹，幾十年如一日，根本無暇他顧，低調得很。其他的行業包括當權者又不甚理解此中艱辛與偉大，辭書學問的普及工作是非常糟糕的。不然當年也不會有我們用一本《新華字典》回贈摩納哥幾大卷百科全書的尷尬了。

而臺灣地區方面和日本方面，漢字的纂集工作以及辭書編輯工作都很有值得稱道之處，很多地方超過大陸。臺灣地區《中文大辭典》比大陸《漢語大詞典》出現得要早哦，網站《異體字字典》也比《漢典》更為專業且廣博。日本的《大漢和辭典》和《今昔文字鏡》也很了不起。

題主大概不知道第二版《漢語大詞典》和《大辭海》早已啟動多年了吧？

辭書編纂是文化之本，是文化之基石。高質量的大型辭書也是國力之證，我以為，普及工作該做多一些，讓大眾明白編纂辭書的是怎樣的一群人，又有怎樣的流程。不然這些可愛的人也不致太過低調以至於讓大眾茫然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