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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庚子年的大

：南開大學傑出教授、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 王先明

又是庚子紀年時，適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20周年，也是庚子紀年又一個循環之始。周而復始，萬象更新。 在新時代的高度，我們著眼於未來的發展，致力於實現中華偉大復興的大業。

歷史記憶永難磨滅

近代以來的庚子紀年（1900），創痛尤巨，令人記憶深刻。時人多冠以“奇禍”“庚亂”“國難”之名，大量文獻篇目均以此命名，顯示了那個時代“群體記憶”層面上的集體感受和認知。“庚子之役，於吾國創已巨矣，痛已深矣”（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9頁）。時為懷來知縣的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說：“此實我全國之奇恥大辱，患切於剝膚，而禍深於萬劫者也。”（《庚子西狩叢談》，第164頁）“致衣冠填壑，為千古未有之奇禍也。”（《景善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義和團運動》一，神州國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頁）

庚子年間發生的歷史事變，是一個深痛地影響時局、也深刻地影響歷史進程的事變。時任侍讀學士的惲毓鼎體察精微地說：“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義和團運動》一，第47頁）

即使 在人的立場上， 庚子歷史也充滿了災難性記憶。“不管是作為舊世紀的最後一年，還是新世紀的之一年，即將過去的這一年，將永遠被記住是外國公被圍攻的年份。中國與其他的條約關系已經歷了一個甲子……”（赫德著，葉鳳美譯：《這些從秦國來：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赫德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大恥辱”（第75頁）。“事實上，不正常的情況才是一切弊端的根源，這就是，外國商人享有特權地位，不受中國的司法管轄；士也同樣了中國的束縛，他們的到來各種流弊滋生；外國根據條約采取了其他地方聞所未聞的行動。”（第89頁）這是英國人赫德的記憶。

其實，早在義和團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發生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戰爭。史料記載：“庚子年八月後，啟明星伏不見……是謂當見不見，占為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並以英夷作亂，水師提督關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陣亡為應驗之證。”（不著撰人：《英夷入粵紀略》，《戰爭》三，神州國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頁）

對於近代中國而言，庚子紀年無疑是一個深痛的歷史記憶。近代以來，之一個庚子年（1840）的戰爭將中國拖入半殖民地深淵，創開了“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第二個庚子年（1900）的八國聯軍侵華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進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禍”。“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一戰，籌策失宜，藩障被創，未幾協以謀我。繼有庚申（1860）之痛，商約既訂，復逞其威，嚇脅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難，卒於庚子（1900年）再演義和拳之變。畿輔失陷，衣冠塗炭。”所謂“自古以來宗國之變，未有庚子之慘且巨者也”。（陳陸：《拳變系日要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一輯，第69頁）對於中國而言，庚子傷痛的歷史記憶永難磨滅！

從歷史傷痛中覺醒奮起

然而，庚子之變生了中華的覺醒與奮起。“庚子事變之影響，乃大起全國之激論。當年在事之剝落者，多留東京，鼓吹不遺余力”。（《辛亥資料叢刊》之一冊，第294頁）遭此庚子“千古奇禍”之後，國人普遍覺醒的時局迅速形成，災難中奮起的中華以愈挫愈勇的精神，揭開了新世紀的序幕。《庚子詩鑒》描述了這一歷史性轉折的意義：“天之構此奇劫展轉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而觀之，渾然一守舊之世也。觀夫其後，則綱紀隳，風氣漓，言攙和者敗，而言平等者方且側煽而潛滋。故吾謂義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亂消長之機，禍福倚伏之數，豈當日所及料哉！”（龍顧山人（郭則沄）：《庚子詩鑒》（七），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8頁）這個自詡為“躬歷其境，固鑒中之一人”的 深切地明斷：庚子事變標誌著中國歷史性變革時代的開始。即使身為朝廷的吳永，也感受到庚子事變深刻的歷史影響：“然拳匪雖陋，尚知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衛，特苦其智不足耳。縷指二十年來之事變，吾未嘗不嘆此輩之影響，猶為未可厚非也。”（《庚子西狩叢談序》，第2頁）

客觀歷史進程表明，庚子歲月以慘烈和悲憤的結局落幕的同時，卻急速地拉開了20世紀更為激越而壯闊的序幕。在20世紀的之一年（1901），《國民報》發表的《二十世紀之中國》 就揭櫫了“”言說，號召“種吾民之種子，養吾民獨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而已”，明確地預言20世紀乃之世紀：“天下之是非有定乎，之起也，孰不謂之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豈預知將來之必戶祝之、戶禱之也。”（《篇》，《辛亥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之一卷上，第94頁）

庚子辛醜之際，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此後，話語逐步推演為時代性話語，如梁啟超所謂：“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復雜不可殫數。若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上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頁）從此而始，由庚子事變而激起的風潮，無處不在，又無時不在，浸浸乎彌漫天下。當風潮層浪疊起，相生，以成高山滾石之勢時，清王朝“成敗興亡之數”已然鑄就！這一歷史巨變的關聯，與庚子歷史在在相關。報刊評論《論政局傾軋之可危》道出了其中的關節：“庚子之役，數倍戊戌，醞釀至今，此意益深。雖事尚未形，而機已密構。夫既欲流人之血，則其事非一人之國力所能用，且之來，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保，是非合朋黨不可矣……”（《論政局傾軋之可危》，《時事采新匯選》，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十六日刊，第四卷第19冊，第9856頁）

正是以庚子事變為轉折，“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環境，這個環境最終又成了清王朝的終結者”（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實現歷史性跨越

近代中國的歷史始於庚子，中華的覺醒亦始於庚子。曾經指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並且只能是人的啟示。自戰爭以來，面對山河破碎、危亡的時局，無數仁人誌士拋頭顱、灑熱血，為爭取獨立、、，進行了前仆後繼的頑強抗爭。中國人歷經艱辛探索，終於找到了一條新路：把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中國化，開辟出實現復興的人間正道。

然而，超越近代庚子災難的歷史，實現了中華“ 起來”的夢想，正在奮力進行新中國建設事業時，1960年又一個庚子年到來時，大洋彼岸的合眾社發了一則電報，幸災樂禍地說什麼“鼠年的開始”：“假如歷史重演的話，對中國說來，這將是有災難的一年……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災難是戰爭，其結果除了個別的以外，英國得到了。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發生了義和團，其結果是八國聯軍占領了北平。”針對猖獗不息的叫囂，《》發表評論員 ，以譏諷的語調評說：“美國宣傳機器，低能竟至於此，目光不及老鼠，頭腦蠢過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圖重演歷史，再打戰爭，重舉八旗。”在不斷強大的新中國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計盡詞窮，只好乞靈黃歷”（《鼠年聞鼠叫》，《》1960年1月31日）的結局。

2022 年，我們適逢新的庚子紀年。但是，時代已然不同，中國不再是百年前的中國，世界亦不是百年前的世界。盡管當今世界並不太平，盡管仍在竭盡其能，但是，我們經歷了庚子災難的歷史，我們也超越了庚子竭蹶的歲月。正是在歷史的超越中，我們經歷了從“ 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時代性跨越。

回望庚子，勿忘在莒；砥礪前行，走向未來！我們始終以文化自信的堅毅厚重面向未來，矚目於中華偉大復興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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