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裏沒有大智慧

言九林 史料搬運工

一篇三年前的舊文

本文所談《易經》，指的是包括了經與傳的《周易》。

先說結論：在我看來，《易經》是一部基於對天文和氣象觀察而總結出來的、用以指導勞作、生活與管理的著作（至少相當體量的內容集中在這方面）。這些知識在今天看來，已經沒什麼深奧之處了。甚至可以說，一個認真讀完了九年義務教育的當代人，其知識體量已超越了《易經》。

然而，在當代的國學市場上，卻有很多人在販賣“解讀《易經》”。在他們的筆下或口中，《易經》包容萬象、蘊含著無窮的智慧。小可以啟悟人生真諦，大可以解開宇宙密碼。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易經》產生於商周時代。那時，中國的理性文明還處在發端期。所以當代國學界也常將《易經》贊譽為“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這種贊譽倒也不算過分，但同時也要意識到：“源頭”處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簡單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雜入了許多錯誤的邏輯。所以贊譽《易經》是“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便意味著不應吹噓《易經》無所不包高深至極。否則便有矛盾，便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常識。

遺憾的是，這種自相矛盾的雙重吹噓很常見，且不止於針對《易經》。比如，兩千年多前，《墨經》裏記載有個人發現光“煦若射”，然後在兩千多後，便有人既贊譽此人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光沿著直線傳播”，又歌頌他“啟發了量子通信”。這當然也是不可能的：一個剛剛觸及光學常識皮毛的人，“啟發”不了當代最前沿的科學成就。一本記載著剛剛發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測蘊含無窮智慧。

那麼，回歸常識，《易經》到底在說什麼？

古人其實有過精到的總結。比如《太史公自序》裏說：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意思是說：《易經》這本書，談論的是天文地理、晝夜陰陽、四季時節、萬物生用（古人認為金木水火土構成萬物）的變化。

比如《觀》卦裏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測日月星辰，並此制定歲時歷法，用於觀象授時，就可以做到按季節合理耕種、合理采伐、合理勞休，不會誤了事情。

司馬遷之前，研究《易經》最權威的人是孔子，他專門寫了《系辭傳》上下兩篇，來解釋《易經》究竟在說什麼。《系辭傳》開篇，孔子就把問題說明白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意思是說：天象的變化為“尊”，地上的四季晝夜變化為“卑”（天尊地卑），後者由前者決定，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卑高以陳），就可以在事物與現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貴賤”（乾坤定矣、貴賤位矣）。然後，在日常的勞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動”該“剛”，什麼時候該“靜”該“柔”（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劃為同類，哪些物種屬於同群，進而辨別出它們的吉兇。

翻譯最末一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之前，要先解釋一下——漢語裏“象”、“形”經常連用，但二者的古義有區別。“象”通常指的是一種比“形”更高層級的存在（參考“大象無形”一詞）。孔子的意思是：天上日月星辰雷電，是一種高層級的“象”，地上四季晝夜變化，是一種低層級的“形”，高層級“象”的運轉，會引發低層級“形”的變化。

這是孔子所理解的《易經》的內容。

這些內容，遠沒有超出九年義務教育的範疇——初中地理課告訴我們，地球的自轉與公轉，造就了人世間的日夜變化和四季更替。前者是“象”，後者便是“形”。需要註意的是：《易經》時代之人，只是模糊地發現了天上的“象”與人間的“形”之間存在關系，至於這種關系究竟是什麼，他們尚無力論述明白。他們依靠日常經驗想當然得出來的許多結論（比如政治領域的天人感應），在今天看來其實都是錯的。

再以《易經》第一卦“乾卦”為例略作解讀，也可以看到，孔子的理解是準確的。

乾卦的爻辭是這樣的：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這裏的“龍”，指的是“東宮蒼龍”。中國古代天文學把周天星座劃分為四個天區，分別是“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鳥”，每個天區由七個星座組成，合稱二十八宿。“東宮蒼龍”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個星座組成（見《史記.天官書》）。

下面，筆者嘗試具體解釋一下乾卦裏的那些“龍”。

初九：潛龍，勿用——“初九”這一天，“東宮蒼龍”還在地平線以下，是一條看不到的“潛龍”，在這一天，要用“勿”把民眾集合起來，舉行一場占蔔活動——《說文解字》裏說，“勿，州裏所建旗，……所以促民”，是官府立起來的一桿旗子，作用是招呼民眾；“用，可施行也，從蔔”，“用”字的古意，與占蔔有關。（註：《易經》的數字系統與今天不同，這個“初九”不同於今天標記月份日期的“初九”，有學者認為，這個“初九”指的是冬至日）

“勿”字的不同形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二”這一天的黃昏，“東宮蒼龍”已經浮出了地平線，“在田”。民眾是時候著手準備耕種了。“利見大人”，學術界的解釋很多，有人認為“大人”是指導、監督民眾勞作的官員，似有一定道理。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三”這一天，耕作者（君子，甲骨文中的“君”字，是一個向土穴中播種之人的形象；也有意見認為君子指的乃是東宮蒼龍，終日乾乾的意思，是指東宮蒼龍每天都很努力在朝著天空——也就是“乾”——上升）需要整天在田地裏幹活，即便到了傍晚也要繼續努力，如此才能“無咎”，才不會違背天時，才算得上沒有過錯。

“君”字在古代的不同形態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這時候的“東宮蒼龍”，已不是“見”（部分出現在地平線附近）了，而是整個“躍”了出來，龍身全部離開了地平線。民眾要好好勞作，才算不違背天時，才算沒有過錯（甲骨文的“淵”字，是一種外為範圍、內有流水的形態，指的可能是塘壩一類的人工水利設施）。

“淵”字的不同形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東宮蒼龍”終於飛升到了最高處，運行到了天穹的正中央。這時節是農作物能否豐收的關鍵期，負責指導、監督民眾勞作的官員（大人）必須積極行動起來。

上九：亢龍有悔——這裏說的是“東宮蒼龍”運行到中天後，開始往回下落。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這裏說的是“東宮蒼龍”的“龍首”隱沒在了西方的地平線下面，但構成“東宮蒼龍”的其他星座都還可以見到。“吉”，農作物到了收獲的季節，當然是“吉”。

這些內容中的許多概念，比如“東宮蒼龍”之類，今天的九年義務教育當然是不會再學，也不必再學。畢竟，教科書中的二十四節氣之類，是比上述卦辭更簡潔、更準確、更容易理解、更便於實操的知識。

當然，以上解讀未必全然準確。某些字詞（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學術界是存在意見分歧的。惟《易經》乾卦六龍，是一種按照“東宮蒼龍”出現的方位來確定季節、指導勞作的知識模塊，這一點當無疑問。後續“坤卦”裏的“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等爻辭，明顯也是在指導相關人員按照節氣（冰霜）來給民眾布置勞役（王事）。

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其走向理性，均是從觀察天文與氣象發端。這與原始農業社會的存續高度受制於氣候變化，有著很直接的關系。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易經》所顯示的，便是商周時期的中國人，想要依賴其長期觀察天文與氣象所得的經驗，來構築一種“世界運作邏輯”的努力。

故此，《易經》最基本的八個卦象，對應的正是自然界的八樣事物——乾為天，離為日，坤為地，坎為月，震為雷，艮為山，巽為風，兌為澤。以震卦為例，其卦辭是：

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裏，不喪匕鬯。

虩虩，是恐懼的意思；啞啞，是笑聲；匕鬯，是食具和酒。大意是：雷聲讓人驚恐，但其實沒事，過後人們都會開心地笑起來，它的聲音雖然震動百裏，但人們的食具和酒都還穩穩拿在手中。所以打雷這個事，“亨”，是好事，不必害怕。

這段卦辭，顯示古人對雷電這種自然現象，開始突破本能的生物性恐懼，有了更為理性的認知。這種認知在今天看來非常淺顯，但在當時，卻被鄭重其事地寫在震卦的卦辭裏。這說明當時之人對於自然現象的理性認知還非常有限。在理性的萌芽階段，這種程度的事實性認知仍然極為重要。

而且，雖然認知有限，但人類一旦開啟了理性思維的大門，就必然會生出為世間萬事萬物尋求一種“共通的解釋邏輯”的衝動。《易經》也不例外。當它通過對天文、氣象、地理的觀察，將“天地日月風雷山澤”八樣事物確定為構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八個卦象之後，就開始嘗試著要用這八個卦象來解釋世上的萬事萬物了。

比如，噬嗑卦的卦辭是“亨，利用獄”，是在講刑獄問題。它的卦畫是什麼呢？是“離上震下”，離卦代表的是“日”（按荀爽的解釋，日對應君王），震卦代表的是雷。君王對治下臣民施以震雷之威，就是刑獄。這種不成其為邏輯的邏輯關系的構建，正是《易經》蔔卦工作的重要理論前提。

今人用以解釋世間萬物的工具，早已進步為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易經》時代那種以簡單的“象征性對應”來構築世界觀的方式，早已被淘汰——不過，這並不是說《易經》沒有價值；它的價值在於文明史上的地位，而非對今天的現實世界有什麼神秘的指導能力。

以上談的是“《易經》是什麼”。下面再簡單說一下《易經》在當代為什麼會被吹成上天入地無所不包的大智慧。

我想，這首先與《易經》的存在形態有很直接的關系。

作為產生於甲骨文和《詩經》之間的一種歷史文獻，《易經》的用詞與先秦孔孟時代的文言完全不同，相當於一種“文言文中的文言文”。要理解它的真實含義，有很大困難。這種語義模糊、名氣甚大的著作，恰是做國學生意者喜歡的東西——如魯迅所言，只要有人提出異議“說不好”，就會被指責“因為你不懂”。

此外，《易經》內容駁雜，也很合做國學生意者的心意，可以借之談天時、談季節、談耕作，也談武力、談刑獄、談貧窮、談管理……其實，“一勺燴”式的內容駁雜，是理性萌芽階段著作的常見特點，中外皆然。這也恰恰給了那些做國學生意者東拉西扯、自由發揮的大余地，亦即比較好吹。

其次，國學商業圈對《易經》的熱衷，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歷史成因。

國力虛弱時期，一些近代文化人物曾大力吹噓過《易經》。如胡蘭成曾揚言，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必須感謝中國的《易經》：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於乾卦之九五，飛龍在天，當時的維新諸功臣多是以聖賢之學為根本，多樣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憑著縱橫的才智轉國運之大難為大慶，此誠得力於《易經》之教。”

當然了，此類言論屬於少數。顧頡剛、聞一多、李鏡池等人對《易經》做了嚴謹的歷史考訂之後，學術界早已不再將之視為上天入地無所不包的奇書。《易經》重新變成“了不得的奇書”，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展開過一場關於《易經》的大型學術討論。討論最集中的時間段，是1960年12月~1961年6月，主要討論陣地是《哲學研究》《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參與者“多為教授學者，全面涉及了周易有關問題，分歧相當廣泛”，期間有一種傾向，將《易經》“說成是幾乎達到了現代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再然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文知識界開始傳播“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是受了中國《易經》八卦圖的啟發”、“萊布尼茨發明的二進制與《易經》八卦暗合”等似是而非的信息——其實，萊布尼茨通過傳教士白晉看到八卦圖時，已是發明二進制後許多年；說“二進制與《易經》八卦暗合”的，也是傳教士白晉而非萊布尼茨，萊布尼茨看不懂八卦為何物，他只是接受了白晉提供給他的解釋。根據二人間的通信，白晉如此解讀八卦圖的用意，是想透過制造東西方學術的這種“暗合”，尋到一條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方便路徑，也就是助力他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顯然，這並不是一種學術意見。

同期，東方宗教愛好者、美國學者弗裏喬夫·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1975）一書中，將現代量子場理論與《易經》對比，認為《易經》與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動力學模型相一致，八卦圖與強子的八重態相對應。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同樣讓國人興奮不已。至此，“《易經》熱”遂一發不可收拾，成了一門智慧無窮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學，在國學市場上長盛不衰。而在真正讀了《易經》的楊振寧看來，《易經》沒有什麼特別高明的地方，它與二進制、量子物理這些現代科學也沒什麼關系。

總而言之，如何將《易經》的每一句卦辭和爻辭精確地讀明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需要很深的學術功力，也就是要有強大的考據訓詁的功夫。但要明了《易經》的大致主旨為何則不難，只需對相關嚴肅研究稍作涉獵，再加上一條“能夠尊重常識”就夠了。

什麼是常識？

常識就是：處於萌芽階段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簡單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雜入了許多錯誤邏輯。《易經》的深奧，在於它的文字很難被當代人讀懂，而不是它所記載的內容如何高深莫測、如何厲害到當代人必須頂禮膜拜。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