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陽明首度提出“心學”兩字，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心學最不同于其他儒學者，在于其強調生命活潑的靈明體驗，因此民國時期陳複開始提出“心靈儒學”做出注解。儒家的學脈自清末已經全然中斷，西學東漸的過程裡，中國的聖人學問開始“哲學化”，而有新儒家的誕生。不過回歸成聖的本來面目，這才是儒家能對溷亂的世局與世人能張開的貢獻。因此，陳複重新提倡心學，并書寫《盤古心經》，繼承陽明學的道統，再開“盤古心學”，創辦書院講學，教育弟子，并組織“新人道協會”，從事外王事業的奮勉，這使得心學開始有新的動能，這種心學包容儒釋道傳統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紀思潮與印度瑪家哲學，創造出極其特殊而新穎的儒學面目，目前正在台灣發展中。

王陽明心學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産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别，他可以說是“已發”，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一切學問，修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标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了錯誤，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麼他的良知也會出現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态。

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麼是有理，隻要格物緻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緻知。靠實踐，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矩，有規律，有規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緻知揭破其規律，不然這些規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認為心學是空談，實在是被歪曲的太厲害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比孝順父母，心中有這個意念還不能算作孝，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有所體現，并且在孝順父母的過程中，奉養得宜，讓父母舒适滿意，這就是實踐。表面上看這個實踐好像是在對客觀的父母進行作用，其實是對自己的本心進行作用，萬物皆在本心。這個孝順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沒有教我們要我們孝順他，這是純粹發乎沒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後，我們的孝順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講究名正言順是中國的特色，思想家們都想争儒家正統的地位。朱熹為了宣揚他的思想，減少反對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學》，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解釋。其實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離了。

同樣聰明的王陽明的心學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在剛開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揚镳，因為當時的程朱理學是主流，科舉考試考的就是這些東西，為了減少阻力，他寫了幾本書，《大學古本》，說心學才是儒家的嫡傳。《朱子晚年定論》，說朱熹晚年已經逐漸象心學靠攏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學理論進行解釋。舉一個例子，當時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羅欽順就對此進行了質疑，王陽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說道

孟子辟楊、墨，至于「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勐獸何如也！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于其間，噫，可哀矣！韓氏雲：「佛老之害，甚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适損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于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這裡，王陽明已經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楊子一類的人物，徹底劃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揚镳了

王陽明的心學是在陸九淵宋明理學中心學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而成就的。所以，我認為要理清王陽明心學不得不提及陸九淵和朱熹對“理”、“氣”、“心”幾個關鍵點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陸都認為理是世界萬物的終極本原。但是陸九淵借助的是儒學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以為“心即理”，萬事萬物皆由心而生發。“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雜談》，其與朱熹所說的理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顯不同。結果，朱熹主張由道問學，強調格物緻知，即窮物理，強調學習知識的重要性，以為人的道德水準必将随着知識的增長而增進。陸九淵說“明心”，要尊德性，強調為學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增進知識，而是為了實現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經典的學習與研究、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實現增進道德境界的目的，因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隻要擴大、完善人的良心結構就能實現增進道德的目的。（從當前德育範式來看，學習知識的多寡并不決定道德水準，禹三過家門而不入一心為公的公仆并沒有高深的知識，但是，知識的深淺有助于增長道德水準，不過，這是由于學習者不把學作為緻知目的而作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這種定為方式決定了難以達到道德的較高境界。）

“氣”的分歧。陸九淵的概念中，“氣質”隻是一個生理、心理意義上的問題，指的是人的一種心理或生理狀态。他認為，人的這種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會行為之間雖有聯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關系，即人的氣質并不能決定人的善惡賢愚，并不能決定人的做後歸宿，學能變化氣質。朱熹之氣是和理相對的概念，既指宇宙萬物生成的基礎，構成萬物的物質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惡賢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認為心是分為“人心”與“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體現，是“原于性命之王”，是義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氣質的表現，故而必須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統領，此即“心統性情”。陸九淵認為人心道心隻是從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質狀态，如果将二者對立起來，則分明是“裂天人為二”，心是人的本質所在，是倫理本能。（朱熹覺得形而上心為道心形而下則為人心，本質還是天理決定氣的問題；陸九淵似乎認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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