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樹珊於1881年出生在醫蔔世家，家學深厚。一開始隨父鎮江在居住，從事醫生，同時也做算命蔔卦。他考秀才而未得，後來就學北京大學，留學日本攻讀社會學，學成歸國受到行政院長譚延闿的賞識，但他放棄了這個機會，回到家鄉專心研究星相學，同時以醫蔔行世。

據說他曾經見過孫中山，說孫中山“貴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謂的“富貴”，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為”的流芳百世之“清貴”。言之鑿鑿，簡略概括了孫先生的一生。

民國17年，當時社會上算命蔔卦之流魚龍混雜，再加上新思潮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國民政府曾想取締星相醫蔔的行業，要予以嚴厲打擊。，這相當於砸了很多人的飯碗子。當時袁樹珊為此寫了一本書《中西相人探原》，引經據典，為算命職業和算命先生們辯白。這本書言之有物，頗有真才實學，受到了當時行政院長譚延闿的賞識，在星相學界傳為美談，也顯示了袁樹珊深厚的才能功底，奠定了他在星相學界的地位。

袁樹珊曾經透露過：“來向星相家請教的不外三種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於名利；三是有的走投無路，所以不得不察顏定色，善為指點。”可見此行業對人情百態的洞明和心理微妙的觀察有很高的要求。

到了30年代，袁樹珊已經專心於命理的研究，不再行醫。他的名聲和才能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註意，最先見到的大人物是國民政府的大員何應欽，他經過袁樹珊算命後，深以為信，十分佩服，於是就向蔣介石推薦。蔣介石一直很信命理風水之論，就去見了袁樹珊，袁的一番見解很得蔣介石欣賞。如此一來，袁樹珊在整個中國都出名了，無論是政界顯要，還是富商巨賈，都以袁先生所批命單為榮，袁樹珊也成了蔣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師。

1949年後，袁樹珊移居香港，他也為世人留下了不少著名案例，比如袁樹珊曾有過為民國京劇三大家之一馬連良的算命故事。馬連良夫婦離開香港之前，曾請袁樹珊蔔算。其結果用袁先生的話來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迷惑不解的夫人追問：“那他十五年以後怎麼樣？”心有所悟的馬連良不等對方答復，拉著夫人說：“你就別問了，只要有十五年好運，也就行了。”果然，從他離港北歸，到猝然而去，掐指算來：整整是十五個年頭。”

袁樹珊成名後，喜歡和文化人往來，學者羅振常曾為袁樹珊的命相書作序，稱其命理著作“辭旨明暢”，“非術士之所能為也”。可見從旁人眼中，袁樹珊所學融會貫通，有自己的精要所在，並非只是一個江湖術士那麼簡單。

袁樹珊不愛財，也不聚財。他雖然名聲大，但為人很低調謙虛，他最崇拜是武訓和伏羲，一為行乞興學的聖徒，一為中華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興辦一所義學和建一座伏羲廟，在有了積蓄之後，他就在家鄉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為校舍，不收取學費，免費發給學生們筆墨紙硯等學習用品。為了使學校經費有長期保證，袁先生還出資購買了20畝地作為校產。後來，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廟改為校舍，創辦“伏羲小學”。

抗戰期間，社會動亂，袁樹珊經濟有些困難，伏羲小學不得不向學生們收取學雜費。袁樹珊非常愧疚，特地為學校做了一塊匾額，親書“不如武訓”四字。可見袁樹珊自身的獨特操守和氣節。

他的兒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學算命，他告誡兒子：“我有兩套衣缽，一套算命，一套醫學，我死後，你把算命這套衣缽砸爛燒掉，繼承我的醫學。”袁福儒從此不再沾染半點命理，而專心醫理，後來留學日本，弘揚國醫，成為一代醫學大師。

袁樹珊對命相業的認識，在當時現在看來都堪稱公允客觀。袁樹珊認為，蔔筮相術是中國的國粹之一，幾乎是和中國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顯於殷商，於今為盛。對蔔筮之學視而不見，無異於掩耳盜鈴。當然，出必問，行必占，更是問道於盲。只有精研此術，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術數學之本來面目。聽這番高論，也能看出袁樹珊畢生所學精深，將命理與迷信區別開來，同時自己自然也和一般的算命先生有著天壤之別了，稱為大師，無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