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道家與道教形成了有離有合，同異並存，糾結發展的復雜動態。道教和道家雖不能完全等同,但卻是直接相聯的。

道家和道教關系的通常認定。

其共同點主要是：先秦兩漢道家是道教的重要思想來源；道教是道家的一個重要分支；道家與道教在根本理論上血脈相通，二者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論和養生論兩部分；道家思想借助於道教而延續和深化。

其區別主要在於：道家與道教的根本旨趣不同、生死觀不同，前者順乎自然，淡於生死，後者逆乎自然，企圖超越生死大限；兩者對鬼神的態度不同，道家高唱天道自然無為，道教崇拜神靈仙人；兩者存在方式不同，道家只是一種社會意識(學術文化)，道教卻是社會綜合體系，擁有物質力量。

道教的創始人張道陵(張天師)尊稱道家的創始人老子為“教主”，奉老子的《道德經》為道教的經典。道教和道家都是社會文化現象。從文化來說，我們也可以說道家是雅文化，道教是俗文化。道家的雅文化是道教俗文化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道教的俗文化是道家雅文化的世俗表現。上述觀點中所列的區別，其實並不能看作是本質性的區別。將道家與道教的生死觀及對鬼神的態度看作完全對立也不恰當。

實際上,在《老子》中,也有“帝”(上帝)和“神”等概念,還有“不死”和“長生”的觀念,老子將“道”直接規定為“長生久視之道”。道教的許多教理，都是在老子這些思想基礎上的發揮。這樣說來,評價道教和評價道家基本上應是一回事。

從道家來說,在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說其實是主流。在我國古代周秦之際,已經展現出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面。在當時學者的概述中,如在《莊子·天下》篇中將“百家”概括為八家,有四家屬道家。《荀子·解蔽》所列六家,有三家屬道家。《屍子·廣澤》所列六家,道家亦居三。《呂氏春秋·不二》所列十家,道家居五。足見先秦諸子中道家獨盛,比重特大。至漢初,司馬談首次綜括先秦學術,歸結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在評論中也特別推崇道家。後班固依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誌》,在《諸子略》之外別出《六藝略》、《兵書略》等,而將諸子概括為“九流”(別增“小說”,合為“十家”)。而“九流”中,道家的文獻特多,排在各家之冠。

從道教來說，人們公認道教起源於漢朝末期的“太平道”和“五鬥米道”。在起源上,這樣說是對的。但“太平道”和“五鬥米道”都只是地區性的民間宗教。道教成為國家宗教是在唐朝。那時,葛洪建立了道教的系統理論；唐初的統治者又因與老子同姓李，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將道教奉為國教和家教。道教由此才成為在全國流行的一種宗教。

道家和道教在封建社會前期都是比較興盛的。但在後來一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卻波折起伏，至封建社會後期的清朝,佛、儒、道三教中，儒家和儒教遠遠超越佛教和道教。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道家和道教何以在前期比較興盛而後逐步衰退?

對這個問題,學者們作過許多研究。如果從總的方面來說,我們認為,封建社會各朝代的統治者都是將維護其統治地位擺在第一位的,與儒家和法家學說相比,道家學說和道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實際作用上顯然不如前者。統治者總是要逞強的，他們很難接受道家“示弱”的主張。歷代有很多帝王崇信道教，也主要不是從維護其政治統治地位考慮，而是想要個人長生不老。道教產生時和農民起義相聯，也使統治者一直存有戒心。加上佛教的競爭策略以及道教自身的一些弱點等原因，才造成道教在封建時代呈逐步衰退的趨勢。

道家和道教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過程中雖然呈逐步衰退的趨勢，但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仍頑強地存在，並在非官方的平民知識分子(歷史上稱為“布衣”、“隱士”,其中有大批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英人物)和民間有廣泛的基礎。

這本身就說明,道家和道教的生命力不在政治上維護封建統治，而是在文化上具有中華民族的深厚基礎。在道家和道教中,深藏著東方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的精髓“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從文化傳統精髓的角度去理解,現時代,道家和道教中包含的文化精髓,決不是衰退和滅亡,而是更加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