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黃河文明是人類文明史上和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一樣齊名於世的大河文明或農業文明。而其古老而綿延不絕的生命力、求新求變的文化精神，更使它在人類古文明史的比較中獨樹一幟，分外靚麗。而以往，變革精神這個黃河文明的顯著特色，一直未被人們所重視，即人們總是給這種平原流域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這種認識誤區，在確鑿的歷史事實面前，應該得到扭轉。

過分強調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農業文明的保守屬性，主要是源自於黑格爾的影響。黑格爾在其名著《歷史哲學》中提出了一個“歷史的地理基礎”概念，並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區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幹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原和平原；一種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過的地方；另一種是跟海相連的海岸區域。在這三種不同地域生活著的人們，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精神：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奪，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舊、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沈著和機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邊”（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34頁）。這便是將平原流域的農業文化或農業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礎性論證。

人類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環境很深的影響，這是沒有異議的；平原流域文化或文明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也可以找到不少例證。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一個道理，地理環境的影響作用不是絕對的；在類似地理環境中生存發展的不同民族，其文明道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對一種文化或文明的研究，對其歷史屬性的判斷，最根本的還是要回到實證的歷史中。而一旦回到實證的研究領域，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在中國黃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續活躍著一個求新求變的思想要素。

黃河文明的經典之作《周易》六十四卦中，第四十九卦是“革卦”，經文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意思是說，革卦象征變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變革並取信於民眾，前景就至為亨通。革卦的《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不僅求變，而且倡導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革命性變革。

後世對“革卦”及其傳文的闡釋，也都強調了變革、革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周易正義》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兇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幹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訖，總結嘆其大，故曰‘大矣哉’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周易正義》的闡釋強調了革命、變革的重大意義，釋“革之時大矣哉”是“備論革道之廣訖”，還創造了“人革”和“革道”概念，以強調歷史的變革之道。

朱熹解釋革卦時也說：“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朱子語類》第五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47頁）朱熹的話也強調了“革卦”所隱喻的激烈變革意義。

不僅社會的變革如此，對於人的基本素質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個體的修養、成長也要日日求新。同是孕育於黃河文明的典籍《大學》，就反復教誨人們要去創造，去求新。《大學》雲：“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湯盤的銘文說，假如一天自新，就能天天自新，每天自新；《康誥》說，鼓舞人們自新；《詩》說，周雖然是個舊邦國，國運則是新的；因此，君子應該無處不竭力自新。

這樣一種強調求新求變的思想，既是歷史本身的觀念反映，也反過來催生歷史的變革和發展。中國早期文明道路，就證實了這種歷史的變革。三代文明的發展就是如此。夏商周（西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歷史，這對於早期文明的歷史過程來說並不算長，但卻經歷了多次重大的變遷。就三代的歷史沿革說，就具有明顯的文明變遷意義。

《禮記·表記》中有一段話集中表述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的重大變遷。“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夏商周不僅是王朝的變革，同時也是文化精神的變革，三代文明各有特點。夏代的核心觀念是尊崇君主，殷代的觀念是尊崇鬼神，周代的觀念是尊崇禮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國原則，文化觀念的變遷也清晰可見。這反映著歷史本身的深刻變化。

黃河文明的變革精神，在同人類早期文明史上著名的幾大文明相比是較為突出的。譬如古埃及文明的基本標誌之一——象形文字，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亦沒有大的進展。有學者指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從公元前4000年代後半葉開始出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紀末，大約流行了三四千年。”（劉文鵬、令狐若明：《論古埃及文明的特性》，《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1期）由多名美國歷史學家集體撰寫的《世界文明史》一書，在談到古埃及象形文字時說：“早在古王國時期，埃及象形文字就以三種書寫符號為基礎：象形、音節，以及字母。前兩種已是楔形文字的組成部分，後一種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明。假如埃及人采取措施把其字母符號——24個音符，每一個代表人類語聲的輔音——與非字母符號區分開來，在其文字交流中只使用字母符號，那麼他們就會發明一種完全現代的文字體系。遺憾的是，保守性阻礙了埃及人，以致第一種單一的字母體系要等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由地中海東岸的一支閃族語系人即腓尼基人去發明。”（該書中譯本上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5頁）而與此不同，作為黃河文明主要標誌的漢字，從殷商的甲骨文，經過金文、大篆、小篆到隸書，即從類似象形文字的甲骨文，發展到接近今天漢字形態的隸書，也只有千余年的時間。黃河文明文化形態中文字的變化、沿革，成為這種文明變革精神、創造精神的又一個鮮明例證。

黃河文明的變革精神，深深影響了政治文明的進程及其特點，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變革，就是這種文明內生性的歷史巨變。中國歷史的這場深刻變革，既是黃河文化區域內的政治變革，也在思想層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時成”變革精神的支撐。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內的變法運動，大都繼承這樣清晰的變革思想。《商君書·更法》中關於變法的名言：“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都是“天地革而四時成”變革思想的展開和實踐。正是這樣強烈的變革思想，支撐了長達數百年的變法運動，終於把行之千余年的貴族制推進到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完成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時人用“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來形容這場歷史劇變，是對這個大變革時代的真切感受。

即使在秦統一中國開辟了新的歷史時代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也不是一成不變，不管是其政治體制的核心官僚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選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個方面，從秦到清發展變化的脈絡也清晰可循。以往有一個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說法，說中國古代社會長期遲滯或停滯不前，較之歐洲的封建時代要顯得特別漫長，這可以看作是黃河文明保守性的例證。其實，這完全是一個認識誤區，而且也是一種並不恰當的歷史比較。這種比較首先假設了歐洲封建社會的典型性、普遍性或代表性；其次毫無分析地把中國秦至清的帝制時代類同於歐洲的封建社會，缺乏對中國帝制時代社會形態的具體分析；最後，嚴重忽略了中國這二千年社會的重大變遷。這種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超級穩定、遲滯發展的說法，完全無法解釋中國在長達千余年的時間裏毫無爭議地走在世界前列的歷史事實。事實上，古代中國並沒有傳統所理解的農業社會那種無限依賴於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豐厚的土壤條件上，創造了早於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權制度，創造了體現社會公平的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創造了取代貴族世襲的官僚制度，更是創造了直接影響西方政治進程的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馬克思曾說：“火藥、羅盤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並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1862—1863年經濟學手稿》）這無疑是對黃河文明求新求變及其創造能力的最高褒揚！

黃河文明作為一種農業文明，相對於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來說，沒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種顯示了巨大創造力的文化，只註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顯然是不客觀不公允的。黃河流域歷史、進而包括整體中國歷史的文明進程，提示我們要特別重視黃河文明中求新求變的思想要素。這是這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大河文明的獨特之處，也是身處新的大變革時代的當代國人，需要從先民身上汲取的思想營養和寶貴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