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發展史略》第二章 道教的建立（2）第二節 魏晉時期的道家

一、許旌陽的豐功偉績

道家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系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晉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凈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誼，豐功偉績，永銘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雞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轅北轍，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廬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 《十二真君傳》稱：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邁，散騎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紛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仍假為符祝求謁於敦，蓋欲止敦之暴而存晉室也。而敦意已決，凡非之者必致死，適盛怒而殺郭璞，真君即擲杯梁間，飛舞不停，因敦等舉目觀飛杯之際，即隱身遁去。後遂舉家避亂於江西，往來於廬山、南昌之間，相傳以法術斬蛟怪而安豫章之水厄，贛人感戴其功德，歷世不衰，郡人相習南昌省會每年秋季朝拜萬壽宮之舉，即為祠真君之遺風也。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南昌)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撥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禦錦帳，復自雲中墜於故宅，鄉人困其地置遊帷觀焉雲雲。

又有傳稱：

遜為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真人以弘揚忠孝為敦品立德之本，以立功濟世為普利民生之基，其道功修煉的方法，並重男女夫婦雙修，具房中正統的法術。據《凈明忠孝錄》所載，真人雖有主張男女雙修之說，但諄諄告誡，如非具大功大德者，切勿妄圖，否則必致身敗名裂，下墮泥犁。蓋欲完成人間富貴而又飛升上界而作神仙，必須砥礪德行，方合於自助天助的宗旨。由此可見許旌陽創建忠孝為主的道教，完全是傳統文化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德主張。其平生行誼，較之張道陵創五鬥米道的作風，雖形同而實異。

二、抱樸子的富貴丹砂

當東晉時期，道家學術思想，隨晉室而南渡，許旌陽創道教於江西，抱樸子葛洪修煉丹道於廣東，此皆道家犖犖大端的事實。葛洪著作等身，留為後世丹經著述，及修煉丹道的規範，成為晉代列仙中的傑出奇才。道家相傳“葛、鮑雙修”的術語，就是指葛洪與其丈人南海太守上黨鮑元，都是不舍夫婦家室之好而成為神仙的榜樣。 《晉書》本傳雲：

洪字稚川，丹陽句客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余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舉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裏，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忝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裏，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鹹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幹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述不輟。其(《抱樸子》)自序雲：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鷃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蔔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衝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誇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誌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促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咨。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應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

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余馶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其余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史記》)、《漢》(《漢書》)、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元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雲：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屍解得仙雲。

葛洪所著《抱樸子》傳述的丹道，以煉服藥物而成神仙為主，以棲神存想為用，實為傳統方士派的正統學術，並非後世道家專主身心內景，以性命雙修為煉丹宗旨，故葛洪亦擅長醫藥，尤精於外科。所著《抱樸子》的外篇，又包括立身處世、政法策略與兵書軍事等思想，可以媲美《莊子》、《淮南子》等道家名著。東漢時，魏伯陽著《參同契》，曾已指出道家法術流派的混雜，所謂旁門左道，歸納地說：“千條有萬余”。葛洪在《抱樸子》中，也曾記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眾，自欺欺人者不計其數，他指出有人自稱已活了八百多歲，親自看見孔子出世，手撫其頂，許其將來可做聖人雲雲。由此可見道家者流，誑妄虛誕之輩，混跡其間，比比皆是，古已如此，於今更甚，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宋代張君房撰《雲笈七籤》，匯集道術精華的大成，可以概見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但從《抱樸子》中匯述神仙方士的記載，也可概見秦、漢以來直到兩晉道家的大略。但葛洪對於魏伯陽《參同契》的學術，一字未提，似乎葛洪當時，並未親見其書，或因限於古代的時代環境，學術交流，良亦不易。

三、魏晉玄學與道家思想

大凡言中國學術思想或哲學史者，對魏、晉人的“清談”與“玄學”，皆列為中國文化演變的主題。關於“玄談”興起的背景，多數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與思想風氣所形成，大都忽略兩漢、魏、晉以來朝野社會，傾向求仙的風氣，與神仙道士等解釋“三玄”之學，如《周易》、《老子》、《莊子》的丹經思想。能知此者又不通於儒家的俗學，明於彼者又不識道家的丹訣，故不兩舍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漢末、魏、晉以來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占據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潛力，那對於魏晉“玄談”興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漢末、魏、晉時代，上至帝王宮廷，與士族巨室，下至販夫走卒，由於世家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家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但身為知識分子，讀書為求明理，且心存君國，誌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貴而兼神仙，毫無疑問必為背道而馳。而傳統思想習慣，又已深人人心，雖心向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駁斥自以鳴高。於是神仙道士們所提倡“三玄”之學，一變而為空言理論的“清談”，乃是勢所必然的演變，何況時衰世亂，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當時佛教還未普遍建立規模，所以也無從逃佛逃禪，猶如五代人才的脫屣軒冕，相率入佛。與其說“玄學”的興起，由於哲學思潮的刺激，毋寧說是魏晉知識分子對於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窺見漢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曠達意境。他如東晉的世家士族，若王謝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們的道教，

如《晉書·王羲之傳》稱：

羲之次子凝之，為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鬥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日：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又如謝靈運兒時，其家為求其易育，曾寄養於天師道的治所。他如東晉諸名士的學術思想，不入於道，即接受新興的佛學，大體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別，並非絕無影響的可能。

東晉範寧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如雲：“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樂崩，中原傾覆，遺風余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故吾以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其實，以“玄學”或“玄談”的興起，一概歸之王弼、何晏，未免過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淵源之所本，殊非篤論。但自“玄談”興盛，使道家論神仙丹道的學術，在思想上，更有理論的根據與發揮，形成為後來道教的哲學基礎，實由“玄學”而開辟其另一途徑。

四、道佛思想的衝突與調和

當魏、晉時期，佛教傳入與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展其奔騰澎湃之勢，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謙、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國，且與魏、晉時期國內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學問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載於佛道兩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筆記《世說新語》中，亦可知見一斑。國內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輩，都是深通中國文化如“三玄”等學，甚之，援道家名辭理念而入佛學，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實。初在廬山創建凈土宗的慧遠法師，原本修習道家，後來服膺佛教，創念佛往生西方極樂凈土的法門，與道家的棲神、煉神方法，又極類同。西域來華名僧如鳩摩羅什，對於老、莊之學，尤其熟悉，故翻譯佛經，引用“道”、“功德”、“居士”、“眾生”等等名辭，如數家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語，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兩教教義的調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徑。至於修煉的方法，佛教禪定之學，與道士修煉內丹之方，其基本形式與習靜養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觀念，與道家避世高蹈的隱士觀念，也極相同。佛家密咒、手印與道術的符箓法術，又多共通之處，於是融合禪定、瑜伽、丹道而為一的後世正統道家內丹修煉方法，便於此時深植種子。

從以上的引述，已可簡略窺見魏、晉道家的風氣，由漢末的演變，積極趨向形成道教為宗教的路線，約可歸納為兩個原因：

(一)時衰世亂，政局不穩，戰爭頻仍，地方勢力的割據形勢，與依附眾望所歸的士族集團以自保者，隨處有人。高明之士，如許旌陽、慧遠等人，有鑒於黃巾張角之流的行為，但取宗教的思想與方法，作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時自張道陵、張魯子孫所創的五鬥米道，漸已成為具有歷史性的組織，漸漸與各種道派合流，形成後來道教的具體力量，也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二)佛教思想的傳入，使有識之士，對於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說，愈有信仰研究的興趣。且鑒於佛教的教義與修證方法，具有系統而理論有據，於是談玄與修煉丹法，也漸求洗煉而趨於有理論的根據，與有系統的途徑，如葛洪對丹道的匯編而著《抱樸子》。他如嵇叔夜著《養生論》，為後世道士取為神仙可學的資料。慧遠著《神不滅論》，後來影響南朝沈約之作《形神論》、《神不滅論》，亦為後世道家取為神仙理論的張本。

總之，中國文化，自上古而至周、秦時期，由儒、道本不分家開始。再由春秋戰國時期學術分家，使道家與方士的眾術脫穎而出。復由漢末、三國而至魏、晉時期神仙方士的蛻變，漸漸形成北魏時期擴張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與佛教互爭宗教的教權。由於以上的簡引略述，大致已可見其概況。

分類:南懷瑾 書名:中國道教發展史略 作者:南懷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