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時代與河洛文化

2023-10-19民俗文化80

黃帝時代與河洛文化

摘要：黃帝及其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但由於歷史文獻記載的原因，學界多作為傳說來看待。本文結合考古資料指明歷史文獻記載的可信性，點明黃帝及其時代的實質和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的年代，並采用抽絲剝繭的方法通過對黃帝活動範圍、文化創造的排比指出黃帝時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頭。

關鍵字：黃帝；時代；河洛；文化

一、黃帝及其時代

海內外華人大多自詡是黃帝的子孫,尊奉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共祖”。這一虔誠的信念是維系中華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堅強紐帶。但對於這一”共主”,以往學界多作為傳說來看待。這一觀念的產生,則源於現有史書對黃帝記載的語焉不詳及諸多記載的前後矛盾與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讀到有關黃帝的事跡,並非直接從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譯傳抄,故對黃帝真實性的存疑也理所當然。幸而大地無秘藏，隨著考古的發現，從而得以解決這一疑問．戰國中期齊威王所鑄造的“陳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銘文中有關黃帝的提及可與現存史料相互佐證①，表明史料的可貴且可信。

既然黃帝是真實的，但何以有關其記載卻多有矛盾之處，諸如《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帝王世紀》又稱炎帝傳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黃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孫昌意之子高陽為顓頊；《史記·秦本紀》又稱顓頊之孫女修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女女華．這些典籍中有關黃帝的幾百條記錄可謂是矛盾重重．首先黃帝炎帝既同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過五百余年後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顓頊為黃帝孫，女修又是顓頊孫輩，女修的兒子又娶黃帝的姊妹女華，這是決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釋這些問題或矛盾？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許順湛先生對其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即黃帝既是一個人，亦是一個族或部落．黃帝的名稱具備雙重意義，其部族的名稱與族的歷代首領或領袖的名稱是一致的。筆者是非常贊同這一認知的。黃帝是一個部族及其首領的世襲名號，並不是單純的一個人，而是若幹代人，是世代相傳的，直到該名號被其它名號代替為止。黃帝時代亦即自黃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顓頊執政。黃帝時代的大致年代，筆者亦贊成許先生的推斷，即二裏頭文化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約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堯舜時代，對應考古學文化為龍山文化；堯舜之前為顓頊帝嚳時代，屬仰韶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早期，距今約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間；再之前即為黃帝時代，屬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間，其間華夏大地有許許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國，即＂黃帝有萬諸侯＂。正是由於黃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戰績，將當時眾多的部族匯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國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並創造出眾多的燦爛文化．因此將黃帝作為其時代的代表和中華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當然。

二、黃帝活動的範圍

黃帝其人，既得證實並非漢代傳譯的先秦古史所虛構，而是由2350年前的戰國中期之人（齊威王）所鑄記，並多見當時人對黃帝的載述，則有關黃帝的事跡就非全然烏有。因此，可從先秦古籍摘譯勾畫出的黃帝行蹤，對應當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時空概念。

河洛文化解說詞_河洛文化展板_河洛文化

1.有熊：黃帝都邑，學者稱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鄭縣西北，此處有黃水，出於有熊山之黃泉，黃帝是因居於黃水而得名②。按新鄭縣西約60公裏處，是今中嶽的嵩山地區。

2.大隗具茨山：錢穆著引《水經註》考稱，在新鄭西南20公裏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讀《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語氣，具茨山應是大隗山的支脈，所以黃帝向牧馬童探路，既問具茨之山，又問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鄭西南約60公裏，黃帝應是迷路跑過了頭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長江中遊的湖北、湖南兩省交界處，從新鄭南下約600公裏。

5.阪泉：錢穆著引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考稱，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鹽池解縣東境，該處有蚩尤村。

6.涿鹿：錢穆著考稱與阪泉相近，在解縣之西約12公裏處。

7.空同：即崆峒山，錢氏《黃帝故事地望考》稱在河南省中部的臨汝、許昌、禹縣及密縣之間，不在隴山之西③；其與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於有熊（新鄭）之西。

河洛文化_河洛文化展板_河洛文化解說詞

8.赤水：在昆侖山下④，北魏酈道元《水經·河水註》雲：“赤水出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於河”。地在陜西省宜川縣之北，是知黃帝遊蹤到過陜北。

9.昆侖：按昆侖山是中國最大山脈，西起新疆省蔥嶺，向東橫貫以至海濱，長達4000公裏左右⑤；其中昆侖東北走為祁連山（在甘肅省）、賀蘭山（在寧夏），綿延至陰山（在內蒙古），正屬河套地區。黃帝既遊陜北而登上昆侖之丘，便應是到了陰山，然後向南返回其都，甚為合理。

10.青要山：洛陽新安境內，《山海經·中次三經》雲：“敖岸山又東十裏，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憚渚……畛水出焉，而北流註於河。”此言黃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黃河彎曲處，畛水從山中北流註入黃河，與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脈絡，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莊子》一書所載，比較齊威王銘記其高祖黃帝，約晚50年左右，而當時傳聞的黃帝活動範圍，應該是以河洛地區為中心，向北到山西，經陜北，登內蒙古河套北的陰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來去約1500公裏的區域內。晚於莊子約250年後，漢武帝時司馬遷記述黃帝的活動範圍，則是東至於海，西至空桐，南至長江，北至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約相當於現今的河南、山東、甘肅、兩湖及河北等省，南北東西方圓皆1500公裏的範圍，但都城已改遷涿鹿。此涿鹿的註解頗為分歧，本文不作詳談。從中不難看出，兩種記述雖略有差異，但共同點還是很明顯的，即黃帝活動範圍的中心是河洛地區。

三、黃帝時代的文化創造

黃帝時代的文化創造，以往的文獻多有記述，然學者們對有關記述黃帝時代的文獻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認可，有的不認可，有的只認可一部分，有的則半信半疑。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應以文獻為線索，現代考古資料為證據，兩者相互結合，相互印證，就可證實黃帝時代是我國文化創造的第一個大繁榮、大昌盛的時代，是形成我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時代。

（一）物質、生活資料的創造。物質、生活資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會生產發展水平最直接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帝時代物質、生活資料的創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陶器的創造。《物原》載“軒轅做碗碟”；《古史考》載“黃帝時有釜甑”；《列仙傳》載“寧封子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識火自燒。”陶器的發明創造，根據考古發現，早在黃帝時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現了，最早出現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萬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黃帝時代，陶器的生產在人們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種類出現了大的繁榮，不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類，還有陶壺，陶罐、陶缽、陶盤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現了管理陶器生產的官員“陶正”及彩陶。文獻記載燒陶出“五色煙”即可能是燒制彩陶時的一種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現是制陶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不僅反映了制陶技術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繪藝術的出現和化學試驗與科學選擇的萌芽。

2.服飾文化的創造。《易系辭傳》載“黃帝……垂衣裳”。《世本》載“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註：“伯余、胡曹皆黃帝臣”。《竹書紀年》載“（黃帝）初制冕服”。表明黃帝時代的人們已脫離了衣獸皮掛樹葉的時期，不僅開始著衣服，而且開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論訓》載“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仰韶時期陶器上布紋，稀疏程度正如文獻所言，經鑒定也確屬麻布。另《通鑒外紀》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這就是講黃帝時代已飼養家蠶並用蠶絲織布作衣。在中原地區仰韶文化遺址中曾發現家蠶繭遺跡和陶塑家蠶俑。這就表明黃帝時代的人們，不僅穿著麻布衣服，而且還出現了更高檔次、更舒適的絲織衣物。

3.鑄銅及生產、生活、交通工具的創造。《管子·地數》中提到黃帝采金（銅），蚩尤用銅制器。另在今靈寶境內有黃帝鑄鼎升仙的傳說，有鑄鼎原，黃帝陵等。傳說原本難以確認，不過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均發現有鑄銅遺渣，在甘肅距今五千年前的馬家窯文化中發現有銅器，在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也發現距今六千年的青銅和黃銅。這些均證明在黃帝時代已開啟了鑄銅文化的序幕。

《世本》裏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揮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 “垂作縟”、“共鼓、貨狄作舟”等。據宋衷註雍父、揮、夷牟、共鼓、貨狄等人皆黃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糧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盤、石磨棒，黃帝時代杵臼的出現則更為進一步；弓、矢的出現當在黃帝之前，揮與夷牟作弓矢當是在前人發明的基礎上對弓矢進行了改進，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遺址中，均普遍發現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縟等都是農具，在仰韶文化各遺址中均有發現，體現了黃帝時代農業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遺址中還發現有船形陶器，證明了“共鼓、貨狄作舟”的記載。《易系辭傳》載黃帝時“誇刂木為舟，剡木為楫”，說明當時的船當為獨木舟。此外，未見於文獻而在考古中發現的工具有斧、錛、鏟、刀、鐮、鑿等。

4.建築的創造。《帝王世紀》講“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雖說在黃帝以前人們已會營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窩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黃帝時代，人們營造的房子不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築，由圓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經會主柱架梁，墻壁是木骨泥墻，室內一明兩暗，這種房屋建築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來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民居建築基礎，是中華民族建築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國古建築技術最高、水平最高、藝術價值最高的樓閣，在黃帝時代就已出現。《竹書紀年》上記載“黃帝建十二樓，六十年鳳凰巢於阿閣。”不僅如此，在仰韶文化遺址中還發現了“前堂後屋”的大型建築，是進入王朝時代“前朝後寢”建築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灣仰韶文化晚期，發現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築。階級社會的王宮建築格局竟出現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稱建築史上的奇跡。

（二）精神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創造

河洛文化_河洛文化展板_河洛文化解說詞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貧富分化的社會形態。人類社會的早期是群婚階段，逐漸才出現以氏族為基礎的社會，實行族外婚、對偶婚。氏族的性質開始是母系，後來才發展為父系。黃帝時代則完全確立了父系氏族社會的主導地位。在黃帝時代範圍內考古所發現的眾多遺址中，均發現有成排的小房間，有些房子內有自己的生產工具、糧甕、糧窖、竈塘等，顯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則是另一佐證。在遺址中所發現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類，墓葬隨葬品的懸殊，表明貧富分化已走向極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顯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實例。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在黃河岸邊所發現的妯娌、寨根遺址即是黃帝時代社會形態的典型例證⑥。這時的社會已不再是原始共產社會的模式，而已是貧富分化突出的階級社會。

2.形成酋邦王國。氏族根據需要聯合為部落，部落又組成部落聯盟，有些部落聯盟則發展成部族，甚至變為酋邦王國，這是世界個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史記》提到“黃帝時有萬諸侯”，“征師諸侯”，這裏的諸侯指的或是部落聯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國。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當時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則在當時形成一個大的部族，並且組成了酋邦王國。《史記·五帝本紀》指出黃帝“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集解》引鄭玄曰：“風後，黃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正義》說：“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說：“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後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僅有六相分管手工業、農業、軍事和司法，手工業內部也有分工，寧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農具，伯余與胡曹分管衣服。倉頡是吏官，伶倫是樂官，容成是負責天象歷法的天官，羲和、常儀等則是參與制定立法的專家。從上述來看，黃帝決不是一個孤立的英雄，而是一個有著龐大的領導集團的國君。遠古時代的部落達不到，部落聯盟也達不到，只有發展到酋邦王國階段才有這種可能，即黃帝只有是酋邦王國的世襲領袖，才能過做到叱咤風雲，縱橫中原，成為煊赫一時影響萬代的偉大的神話式人物。

3.軍事文化的創造。貧富的分化、階級的出現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部落之間、城邦之間的矛盾催化著戰爭的產生。《商君·畫策》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批配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史記·五帝本紀》則談得更為具體，“軒轅之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逐鹿之野，逐禽殺蚩尤。”這些記載則說明了一個顯要的問題，即黃帝時代隨著貧富的分化、階級的出現而發展到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階段，從而催生了軍事文化的發展。《風後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區（大鴻）兵法》等的出現，當是其時代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晶和產物。

4.繪畫與雕塑的創造。《世本》載：“史皇作圖”，宋衷註曰：“史皇，黃帝臣也.。圖為畫物象也。”張澍粹註引《易通卦驗》稱“軒轅子苗龍，為畫之祖.。”“畫物象”在早期當用於記事，逐漸從記事中分離而發展成為繪畫。黃帝之前則無繪畫的記載，而黃帝時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繪畫可以說舉世矚目，其內容有動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漸發展為抽象，直至大量出現幾何圖案的彩繪。關於雕塑，文獻中尚無確切記載，但是在考古發現中確是相當豐富的。形態優美的陶器和各類裝飾品都歸屬於雕塑藝術的範疇。此外在仰韶文化中發現有精美陶鳥、陶壁虎、陶人頭、陶鄂鼎，在龍山文化中則發現獸行鬹，鳥形鬹和玉龜等。

5.音樂的創造。《世本》說：“黃帝樂名鹹池”，《史記·樂書集解》引鄭玄曰：“黃帝所做樂名，堯增修而用之。鹹，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帝王世紀》說：“黃帝損庖羲之瑟，為二十五弦，長七尺二寸。”“鹹池”的具體內容無從知曉，當時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發現，不過仰韶文化中發現有陶筒鼓，龍山遺址中發現有鱷魚皮鼓。《世本》又說：“黃帝使伶倫造磬，”仰韶文化中雖未發現石磬，但發現許多帶孔的石器都可作為打擊樂器，而龍山文化中石磬已相當成熟。仰韶文化中還發現有吹奏樂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崗文化中發現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黃帝時代的音樂水平。

6.文字、八卦與天象歷法的發明創造。《世本》說“沮誦、倉頡作書。”宋衷註“沮誦、倉頡為黃帝臣。”《韓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許慎《說文體字》等史書，均認定倉頡為初作書者。在仰韶文化遺址中已發現不少的陶刻劃符號,大多數學者已公認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紀》說“庖犧氏做八卦，神農重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廣而申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周易》目前盡人皆知，已形成易學熱。易學涵括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哲理，代表了我國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黃帝時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發現，海安青墩遺址中發現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學者把八卦的源頭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時期。大汶口文化發現龜殼中裝有小石子，這是占蔔的工具；浙川下王崗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發現蔔骨，證明黃帝時代已出現占蔔。《竹書紀年》載“（黃帝）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軒轅。”這裏的“河圖”“洛書”即是古代的天象歷法，又與八卦密切相關。《史記·歷書》載：“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月，於是有天地神祉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索隱》引《世本》《律歷誌》說：“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數作算術，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這段話則指出黃帝時重視天象觀察，為定星歷而設有專職官吏，容城所作《調歷》則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學技術成就。結合考古發現，在淩家灘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龜書八卦圖，天文學家普遍認為這是我國最早的歷法；在濮陽西水坡，發現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時期大墓，墓壙南圓北方，反映了當時已出現了天圓地方蓋天說理論；在墓主人左右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天文學家認為是對天體“東宮”、“西宮”的認識，也正是對歷法中春分秋分的認識。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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