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如何從蔔筮之書轉變為哲理之書，是先秦易學史的核心問題，它涉及孔子與《周易》的關系，以及孔子對《周易》的解讀。關于孔子與《周易》的關系，随着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出現，孔子學《易》釋《易》已基本成為定論，同時也表明了孔子對《周易》的态度，即“《易》，我後其祝蔔矣，我觀其德義耳也”，這就将《易》與史巫之途區分開來。帛書《易傳》明确提出以德義解《易》，并将陰陽、五行與四時融入易學體系中，最終形成包含天、地、人、君在内的整體易道觀，此乃《周易》成為哲理之書的主要原因。

孔子“觀其德義”

所謂“觀其德義”，即從《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辭中觀出義理，《程氏易傳》序雲：“吉兇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可見，“辭”中蘊含有深厚的德義。以下試舉帛書《二三子問》篇慎言、務時兩則思想作簡單說明。

《二三子問》篇孔子釋《坤》卦六四爻辭“聒囊，無咎無譽”時，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過，多事多患，□□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聖人一言，萬世用之。唯恐亓（其）不言也，有何焉？”其中提出慎言的主張，認為小人要慎言，而聖人唯恐不言。今本《易傳》亦要求人們慎言，如《頤·象》雲：“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系辭下》雲：“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與《論語》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如《學而》雲：“敏于事而慎于言”；《為政》雲：“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均是一意。

《二三子問》篇“務時”思想主要體現在孔子釋《幹》卦九三爻辭“君子終日鍵鍵，夕沂若，

（厲），無咎”時，曰：“此言君子務時，時至而動，□□□□□，屈力以成功。夫日中而不止，時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務時，

（猶）駝驅也，故曰‘君子終日鍵鍵’。時盡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

（靜），故曰‘夕沂若，

（厲），無咎’。”此勉勵君子在時機到來時要抓住時機，有所行動，即使到了正午也不停止，生命到了盡頭也不停留。而時機一旦過去，就要停止作為，安置己身以得甯靜，《艮·彖》即雲：“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所謂“務時”，即動靜有時，該行則行，該止則止，時至則動而馳驅，時過則止而靜處，《損·彖》雲“與時偕行”是也。

綜上，《二三子問》篇對卦爻辭的解釋多從義理層面出發，注重君子德性之修養，有慎言、務時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礎上，《要》篇提出修養之最終目标為仁義，其雲：“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義焉求吉，故蔔筮而希也。”并雲：“仁守者而義行之。”此言君子可以通過修行德行以求福，踐履仁義以求吉，故不必求于祭祀與蔔筮。《缪和》篇亦雲：“君子于仁義之道也，雖弗身能，剀能巳才？日夜不休，冬身不卷，日日載載，必成而後止。”此言君子于仁義之道，即使目前尚未成就，也不能停止學習，須是日夜勤勉，終身不倦，如此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遂能成就仁義之道。如此一來，通過孔子“觀其德義”，實現了從“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轉變。

陰陽、五行與四時

《周易》之所以成為哲理之書，固然在于孔子“觀其德義”的創造性闡釋，更在于其會通陰陽、五行與四時的運行之理。從帛書《易傳》的思想脈絡來看，其中既有“觀其德義”的内容，又對陰陽概念進行易學闡發，并将五行納入易學解釋體系，從中闡釋出“時”的思想。

帛書《衷》開篇即雲：“《易》之義萃陰與陽”，其以陰陽、剛柔、幹坤、動靜為基礎，創造性提出“天之義”“地之義”和“武之義”“文之義”這兩對概念，最終形成涵括陰陽、剛柔、幹坤、動靜、天地、文武在内的統一整體，并以之闡述其陰陽合德、剛柔有體的易學思想。這裡點出了《易》之為書的關鍵在陰陽，将抽象的陰陽概念落實到陰卦與陽卦、剛爻與柔爻之上，并以陰陽、剛柔之變化表示二元對待的思想，如此就構成一個對待與轉化的整體。

“五行”是《周易》中的重要概念，但傳世本《易傳》不講“五行”，而帛書《易傳》卻屢言“五行”。《二三子問》篇有“理順五行”“必順五行”之語，《要》篇更是提出：“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值得一提的是，帛書《易傳》雖将“五行”概念正式融入易學體系中，但其中的“五行”内涵并不一緻。《二三子問》篇“順五行”言及天道層面的内容，核心是順應天時，強調順天時以行政令，發展為古代的“時令”思想。而《要》篇“五行”以地道言，指地的資生之用。但是，不管“五行”為天道還是地道，都特别重視“時”的概念，前者關注天時，後者關注四時，都是對《堯典》觀象授時的反映。

四時首先體現為四季的循環往複，在帛書《易傳》中主要通過損益之變體現出來。《要》篇在解讀損益二卦時，涉及春夏秋冬四時，用“春以授夏之時”配益卦，表示從春季至夏季的這一段時間；用“秋以授冬之時”配損卦，表示從秋季至冬季的這一段時間。此體現了古人對四時的關注，古之君主将四時之時節授予民衆，以便進行下一步的農業勞作，這與古代“授時”之制有關，即《尚書·堯典》雲“敬授民時”之意。此常見于先秦古書，如《禮記·月令》雲：“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須四時，慎其類也”；《管子·四時》雲：“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可見，順四時是當時一大要事，是農業生活的參考依據。

可以說，《易》之為書，以陰陽為本，以五行為用，并體現出“時”的思想。

易道廣大

在對損益之變的體察中，帛書《要》篇進一步提出“易道”的概念，其曰：“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蔔不筮，而知吉兇，順于天地之心，此謂易道。”此中涉及“時”“宿”、“日”“月”、“蔔”“筮”三個層面的内容。“不時不宿”，即不祭祀、不齋戒；“不日不月”，即不必以日月等天象斷吉兇；“不蔔不筮”，即不用蔔筮來斷吉兇。這種對鬼神、蔔筮的否定态度，是當時的思想共識，在傳世文獻中也多有記載，如《管子·白心》雲：“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蔔不筮，而謹知吉兇。”此與《要》篇“德性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蔔筮之繁”的主旨是一緻的。在這裡，更加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人不再被動地接受神靈的指導，而是主動去認知和把握天地之變與人事吉兇，以此才可能“順于天地之心”，此即“易道”的核心内涵。

《要》篇提出“易道”概念之後，緊接着又雲：“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要之以上下。”此正式對三才之道作出解讀，所謂天道，日月星辰等天象運行的軌迹不足以盡稱，故可用陰陽概念來表現；所謂地道，水、火、金、土、木之五行不足以盡稱，故可以柔剛來展現；所謂人道，父子、君臣、夫婦、先後不足以概括之，故以上下來總結，上下即指人倫。

《要》篇特别提出“君道”概念，這是其與傳世本《易傳》言三才之道不同的地方，其雲：“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産之，而詩書禮樂不[讀]百扁（遍），難以緻之。”關于“五官六府”，先秦典籍記載不一。何謂“五官”？《禮記·曲禮下》雲：“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此“五官”指各類政務之官長。《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此則從五行角度言“五官”。何謂“六府”？《禮記·曲禮下》雲：“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此“六府”指掌管各類财賦之機構。《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亦從五行角度言之，五行加上谷便是“六府”。所謂五官、六府與五正，均為政府機構人員，君道以此得以展開。

可見，《要》篇所言“易道”，實際上是包含天道、地道、人道與君道的統一整體，由此可知易道廣大矣。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