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與佛教的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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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晉是秦漢與隋唐之間的過渡階段，不僅是政治上各種創制產生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繼承發展、吸收創新的關鍵時期。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從東漢傳入，到隋唐興盛，這種強烈的變化都是在魏晉時期的有效傳播所致。而在傳播過程中，玄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佛教;玄學;中國化
自東漢明帝遣使天竺取回《四十二章經》，建白馬寺，釋家宏旨便正式在中華大地傳播開來。但從兩漢到隋唐這一長達五百余年的時間裏，佛教並不是一開始就人人信服，萬眾皈依的，在中國傳統思想儒家經學變動的過程中，佛教學習、吸收、融合，最終深刻地融入到中國人的文化血脈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眾家紛呈、涵蓋萬千的流派，成為了整個中國社會比較普遍信奉的宗教。
魏晉時期佛教的傳播很有特色，正是其成功，才有了隋唐佛教的興盛。而其成功，與魏晉玄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 儒學與玄學
儒者是三代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有了的一種特殊的從業者，他們大者為國家管理禮儀，小者為普通百姓操辦喪葬儀式，這些以禮儀服務為主要工作的人就是儒者。所以，無論是早期的儒者，還是儒家的傳人，都十分註意禮儀，認為禮義廉恥，國之棟梁，缺一不可。
儒家學派自孔子創立以來，有門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後，儒家的學說便隨著這些弟子傳播到了中國的各個地方，並且被不斷地傳承，不斷地發揚。
始皇帝“焚書坑儒”和秦末的戰火，雖然沒有使各家學說完全斷絕，但是這次文化史上的大劫難同樣對儒家的文化典籍造成了巨大的毀壞，以至於漢初皇帝下詔，廣招天下古籍，珍藏於秘術閣等機構和學府中，並對先秦各家學派思想學說(尤其儒學)進行恢復，經學由此產生。民間搜集起來的經書，比如故秦博士伏生憑記憶口授記載成書的《今文尚書》，其中就存在著很多與魯恭王壞孔子宅發掘出來的經書原文不一致的地方，這反映在治學者的思想上也有著很大的不同，今文經學者主張微言大義，講求義理;古文學者認為六經皆史，崇尚考據。漢代的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根源便在此。由這兩大派別產生的經學在漢代的輝煌，也為後世儒學的發展積澱很多有益的因素。
隨著前後約四百年的大漢王朝的衰落，經學也逐步地暴露出其弱點而走向衰微。尤其東漢末年，朝政腐敗，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政治黑暗。很多有學之士，一方面因為仕途黑暗，郁郁不得誌，對人生和社會逐步喪失積極性，變得消極避世，隱居世外;一方面，很多經歷過仕宦沈浮的人為了避免政治鬥爭對自己和家人的傷害，要麼辭官歸隱(比如陶淵明)，要麼寄情詩酒，不務實事，追求一些道家的玄而又玄的東西。如此，經學衰微，而融合了道家逍遙無為和儒家中庸平和思想的玄學思想體系就逐步的代替經學興盛起來。兩漢經學末期儒道的融合，是魏晉玄學產生的思想基礎。
二、 從儒玄雙修到玄佛合流
在東漢末期產生的玄學，融合了道家清凈無為和儒家中庸平和的思想，消極避世、隱逸風流的時代潮流席卷而來，此風由儒玄雙修漸而演變為佛玄合流，乃至佛教獨盛，浸染了魏晉整個時代，成就了風騷無限、後世決絕的“魏晉風骨”。
玄學經歷四個階段，而其中主要的發展脈絡是儒玄雙修到玄佛合流。東漢末年和東晉初年，在玄學還未盛極和玄學開始衰微的時候，一部分比較“守舊”傳統儒家學者，一方面仍然秉持儒家規儀，嚴謹地傳承著經學道統，另一方面又受制於時代客觀因素，受到玄學思想的影響，成為了儒玄雙修者。這部分學者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佛教傳播，玄學、佛學勢力的增強，尤其是佛教對儒學的排擠 ，逐步消逝在了歷史的長河裏。
佛教在三國以前一直默默無聞，而在西晉後期能夠以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登上意識形態的思想大廈，這不僅同當時中國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的歷史現狀有關，最根本的還是玄學為它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是玄學幫助它克服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它的阻礙、限制和排斥，奠定了它在中國傳播的基礎。綜而言之，佛教能夠廣為傳播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玄學奠定的基礎性作用
玄學建立的新的宇宙觀否定了董仲舒確立的以天命觀為核心的神權儒學思想體系。東漢末的農民戰爭，魏晉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殘殺，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淺顯粗陋的王權神授說，劉秀的讖緯神學的荒唐怪誕也為當時的自然科學所唾棄，但在理論上，人們尚未進行尖銳的批判。玄學從老子的道中創造出新的宇宙觀的，從理論高度上總結人們鬥爭的成果，對神學世界觀進行徹底否認。他們將“無”作為宇宙的本體，認為“無”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據。佛教的“無”“空”同玄學的“無”“空”有著相似之處，這種世界觀、認識論的基本一致性，無疑對佛教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通過對玄學的認識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佛學的思想內涵了。
(二)儒學的衰頹不振
即便玄學逐漸顯露不足，使得儒學有機會開始復興，但是儒學並沒有在這個機遇中得以重生，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儒學的故老陳腐思想體系已經被玄學衝擊打破，還沒能重新建立起自己更為完善的新學說體系。結合了道教的玄學思想並未能夠將儒道思想融會貫通成理性有益的思想體系，反而造成了弱點不足的暴露，給佛教在傳播辯論中有機可乘;另一方面，社會的動蕩，政治鬥爭的復雜，各階層矛盾的尖銳，使得最為廣大的人民苦難深重，包括一些門閥貴族，急切地需要精神寄托，以獲得心理平衡和精神安慰，而儒家修身齊家之學顯然不能滿足人民的這種需求。這樣，無論是內在的不足，還是外在的無用，都使得傳統儒學難以振興成為時代主流的思想，佛教正是在這樣動蕩的時代乘虛而入了。
(三)佛教自身的改革和完善
佛教在玄學奠定的基礎之上，從開始的依附玄學，到逐步的玄佛合流，利用了儒學不濟的時代機遇，佛教不斷地改革和完善，適應了魏晉時代各個階層的需要，使得中國化真正得以完成。佛教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格義之學興起。佛教用玄學的辭匯和義理解學佛理，融佛教經義於玄學的概念之中，才終於達到了在中國傳播的目的，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佛教對王法態度的變化。從東晉南朝“沙門不敬王法”(慧遠)到北朝“皇帝即如來”的顛覆性變化，佛教由最初的沿革堅持交規教義，逐步融入到中國文化中來，主動地吸收中華傳統文化，崇敬王權，尊奉天子，這與明季以來的西方基督教傳播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佛教針對不同的階層，使用不同的傳道之法，從而也造成了佛教在魏晉時期，被上自君王，下到普通民眾，都了解和感受到了佛教的旨歸，信佛，崇佛。
最後，從最開始的小乘佛法，到魏晉後期的大乘佛法，佛教的因果輪回等舊教規教義在改革和完善的基礎上，通過自身的理論的進步更加地符合了最廣大民眾解脫苦難的需求。大乘佛教講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可通過修行布施獲得善報，得到解脫。這就像是西方宗教改革時期的“贖罪券”，人人都可以通過虔誠地信奉，通過一些簡單的行願而達到自我的完滿，減輕生活中的苦痛，獲得心靈上的幸福。這樣的宗教正是動蕩時代，統治者用以安撫統治的人民的有力工具，苦難的民眾在現實中難以反抗時麻醉自我、取得慰藉的心靈良藥。
由上面主觀與客觀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佛教在魏晉這個特殊的時代，逐步融入到中華文化中來。玄佛合流實現後，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了超越儒道的主流思想，深深地影響到了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三、總結
綜上所述，魏晉玄學是佛教中國化的先驅，佛學從玄學化傾向開始而一步步地實現了中國化，使佛學在中國的思想理論領域獲得了重要地位，也促進佛教文化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佛學的中國化，使佛教這一外來文化得以融會於中國古代文化之中，因而以新的智慧和對人的命運的終極關懷給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註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內容。正是佛教文化的融入，才有了盛唐的莊嚴與雍容，宋明理學的思辨。可以說，佛教中國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呈現出新的特征，展示出新的價值，其意義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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