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还是玄学？

吴味

【摘要】本文对中医（中国传统医学）进行了科学与文化的双重批判，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主要剖析了中医的学科方法论，论证了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玄学”；提出并论述了“‘现代中医’不是中医”的理论观点，论述了“现代中医”的概念及中医如何转化为“现代中医”，“现代中医”与中医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医”的发展空间；并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对中医的传统文化（道禅）性质和在当代的“玄学”及“后殖民”状况进行了批判，呼吁破除“玄学”，解放中医。

关键词：中医、现代中医、现代科学、玄学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都建立了各自的现代形态（现代观念、现代方法论和现代形式）。今天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科学，如果还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方法论，做出一种完全传统的形式，那不仅显的迂腐而可笑，而且不会有什么现实价值和意义。按理说，中医（特指中国传统医学）如果是一种活的科学，则理应随着科学的现代进程，从传统走向现代，建立起为世界现代医学共享的现代形态。走向现代的中医，就像其它走向现代的传统科学一样，在建立起现代形态——现代中医（属现代科学）的同时，传统形态——（传统）中医（属传统科学）将会完全失去它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即中医（传统形态的中医）应该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退出医学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东西，代之以现代化了的中医——“现代中医”（后详述）。然而，遗憾的是，中医不仅没有建立起它的现代形态，而且，它的传统形态还在以神乎其神的、近乎巫术的方式大行其道。不管它是不是科学，也不管它能不能治病，许多人（包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就是迷信中医，就像迷信鬼神能够治病、保佑健康一样。那么，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

一、科学的必要条件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一门具体的学科作为科学能不能成立，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学科观念的唯物性；二、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三、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四、学科研究结果的可旁证性；五、学科理论的可证伪性。

（一）学科观念的唯物性：科学的观念是唯物的观念，相信宇宙世界是由客观物质组成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知的。而伪科学在观念上即带有唯心的神秘主义性质，比如某些特异功能强调心灵感应，算命强调心诚则灵等。

（二）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即科学只研究客观现象（包括客观的神秘现象，如UFO、精神现象等）和客观规律，而不研究纯粹主观（人脑）想象的东西。如上帝、鬼神及其存在方式是宗教和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无关。

（三）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逻辑实证是科学的最根本（基本）方法。真正的科学是无法反逻辑的，也必须经过实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性也要通过实证的检验）。逻辑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和发达于逻辑思维发达的西方（而实证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的必然延伸并同样遵循逻辑规律）。而伪科学常常在方法论上就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经不起实证的。

（四）学科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科学的研究结果不仅符合自身学科理论（包括自身学科研究的可重复性），即自圆其说；还必须通过其它学科方法的证明及符合其它学科理论（可旁证性，即其它学科研究的可重复性）。即一门科学的学科决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自圆其说），还必须经得起其它学科的质疑。

（五）学科理论的可证伪性：科学的理论的真与伪是可以证明的（尤其是实证），根本无法论伪（不包括暂时无法证伪）的理论只能是“玄学”（广义）。玄学的东西，你既不能证明它“对”（存在），也不能证明它“错”（不存在），因为“玄学”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秘主义的精神产物（非客观存在，如上帝）。而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不断“证伪”而不断接近真理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学，由于无法“证伪”，在根本上是无法进步的。

二、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玄学”

有了对科学的必要条件的认识以后，从现代科学的层面审视中医，我们发现，中医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全具备科学的必要条件，它实际上不是科学，而是“玄学”，更准确地说中医只是一种包含局部科学性的“玄学”（理论体系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总称）本是中国古代用以认识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代哲学）。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学说” 开始应用于医学，使中国医学摆脱唯心论神学（巫术）的绝对控制（但并未完全摆脱，比如中医仍然认为天、地、人同理、同构和互通以及“心诚则灵”等），并迅速为中医（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春秋时期出现的《皇帝内经》这部确立中医学科理论体系的巨着，实际上是“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根本方法论在中医上的系统应用。此后二千多年中医的观念和方法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至今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统天下。

然而，“阴阳五行学说”毕竟是我国古代（近三千年前）人民认识宇宙世界的极其原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表面上似乎很深奥神秘，但实际上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缺乏“分析”的模煳认识、猜测和想象（往往是基于对一些表面现象的粗浅认识基础上的猜测和想象）。这种认识论本来就缺乏也不需要逻辑实证的，它一旦成为中医的方法论便使中医从一开始就不重逻辑实证；而由于这种方法论的原始性、模煳性、笼统性和神秘性，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天然具备了“玄学”性质，而“玄学”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的。例如“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原素，但这“五行”到底是什么（显然“五行”并非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五种具体物质）？为什么世界的基本原素就是这“五行”？有什么客观根据等等？都是不能（也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五行”本身就不是一种基于逻辑实证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基于模煳认识的神秘主义猜测加想象的产物。），而只能由“五行学说”自己说了算；又例如，中医为了让人体符合“五行学说”，竟然让人体内脏、器官、形体、情绪等分别一一对应“五行”，而这种对应也不是基于逻辑实证，而是基于中医“五行学说”的模煳认识、猜测和想象（中医认为人是小宇宙，并与大宇宙相通和同构，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无异于谬论。），甚至为了“五行”而将“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变成“五情”（去掉了“忧”和“惊”）。人体与“五行”的对应的“真”与“伪”是无法证明的，也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一旦要证明，“五行学说”即根本就不能存在。而“阴阳学说”认为宇宙由“阴”与“阳”二气生成，但“阴”、“阳”二气究竟是什么？同样不得而知，同样不能（也不需要）证明，同样也只能由“阴阳学说”自己说了算。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的方法论永远是、甚至越来越变得神秘和不可知。

由于中医方法论的“玄学”性质，中医的具体研究（诊疗）方法同样具有原始的“玄学”色彩。例如，中医认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可以解决疾病诊断的所有问题，因为中医认为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神色（包括舌相、面相、手相等）、气味、言语、脉象表现出来，而且医生能够通过眼、鼻、耳、手感觉出来，所以中医有“把脉看百病”、“观舌看百病”的说法。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显然不符合现代生物学逻辑，而具有“玄学”想象色彩，因为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有症状，也不是所有的症状都有特异性（对于眼、鼻、耳、手感觉来说），所以，用眼、鼻、耳、手并不能“感觉”出所有的疾病及疾病的严重程度。又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认为人的耳朵和足底包含针对全身各系统器官的穴位，所以通过对这些部位实施针灸，就可以治疗全身疾病，尽管中医可以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解释，但这在现代医学看来几乎就是“巫术”。中医自认为是几千年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但这种“玄学”方法论下的“经验”基本上是通过感觉、联想、猜测代替逻辑实证而得到的，比如，中医对中药疗效的判断就完全是依赖于古代个体临床实践“经验”（而古代个体临床实践对药物疗效的观察在观察对象、内容、指标、方法、样本、结果等方面都是缺乏严格科学设计的），尽管我们的中医界仍然津津乐道这种“经验”，但这种“经验”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药物的疗效要经过基于普遍性（通用）的科学原则而严格设计的现代科学实验（包括临床试验、毒理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等）的证明，决不是“经验判断”可以代替的。中医那种基于个体临床实践的所谓“经验”基本上是经不起现代科学质疑的，相信中医的“经验”无异于相信“玄学”。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来看，“阴阳五行学说”显然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还处在极其表面、肤浅、模煳、笼统、猜测、想象的原始层次，现代科学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而使“阴阳五行学说”在今天完全失去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我们的中医的方法论还在延续着几千年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致于中医到现在依然未建立起作为科学学科的最重要的支柱——科学方法论。

“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使中医的方法论不具备现代科学而只有“玄学”的性质，而且使中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有许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客观性，比如中医的“精”、“气”、“血”、“神”及“脏象”（如“心”、“肾”）等就不纯粹是客观物质或客观现象，它们是无法界定和证明的，它们明显带有神秘的“玄学”想象色彩，以致于对它们的研究同样无法用科学而只能用“玄学”方法论才能研究得下去。

方法论的非科学的“玄学”性质使中医的研究结果常常是无法进行旁证的，甚至中医的任何研究结果都无法进行“证伪”，在中医自己的系统中，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自己证明是成立的，以至于中医没有“误诊”一说，因为对于“玄学”方法论来说，任何结果都不难得到圆满解释，但其结果的重复性往往很差。例如，不同的中医医生对同一病人的病症（甚至相同的医生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辨证”，诊断结果常常差异很大，甚至结果完全相反，即重复性差；而现代医学的各种检查结果的差异较小，通过检查结果而综合做出的诊断的差异同样较小，几乎不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检查和诊断结果，即不同医生、不同医院之间的检查及诊断的重复性较高。这种情况显然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的性质不同有关（中医的方法论是“感觉的”，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的）。又比如，笔者曾经因多次感冒而多次服用黄胺药预防细菌感染，而多次患“黄胺药过敏症”（80年代初期），出现口角、虎口、肛门、龟头等皮肤粘膜（或器官背腹部）交接处发炎（出现红肿热痛的药物斑，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被中医诊断为“大肠阳明筋上火”，诊断医生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治不好我的病，尽管又是针灸又是拔火罐，又是服中药，只要黄胺药不停服，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只要停药，即使不用治疗，炎症也会自愈。

而中医的所谓“辨证施治”找不出任何不当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的“辩证施治”是在用自己的“玄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不是使用现代科学共用（共通）的科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玄学”的论证是无法也无需证明对与错的，这与现代医学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寻找到患病的根源——黄胺药过敏的科学方法论完全不同。所以，我所患的黄胺药过敏症当然无法由中医而只能由现代医学做出诊断并得到根治（被原同济医科大学保健科一位普通医生通过询问病史和用药史，结合黄胺药过敏的临床症状体征等“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做出正确诊断，并彻底根治。），这种现代医学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是可以通过药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解释的，而不像中医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只能中医自己说了算。）。方法论的“玄学”性质同样使中医没有“不明之症”和“不治之症”一说，中医对任何疾病都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也都可以“治疗”（甚至按中医的理论任何治疗都可以被说得头头是道），以至于许多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晚期癌症、心脑血管病等），在死亡的前一天，医生还可以“辨证施治”开出一大堆药（尤其在不知道现代医学的诊断的时候），而不会有什么“错误”（针对中医理论而言），这显然不符合科学逻辑。

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对疾病的诊疗来说，清楚、不清楚或不太清楚都是明确的，以至于现代医学有许多“无法诊断”、“误诊”、“不治之症”。而中医的“万金油”（玄学）诊疗方法论却被许多人（包括学者）认为是一种优势，以至于很容易成为患者（尤其是“绝望”的患者）的“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受“玄学”文化禁锢，又没有接受现代科学洗礼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人），这不仅因为“病急乱投医”，而且因为“万金油”的“玄学”的东西最能吸引患者（特别是“绝望”的人）的注意，因为说不清楚的“玄学”总让人充满希望（至少可以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还有那么多的“现代人”生病后首先选择中医（特别中国港澳粤地区），或“绝望”后的患者最终又投向中医怀抱的原因（包括某些西方人），以至于我在广东常常看到那些得了现代医学能够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许多年轻人），就是相信中医的永远“莫名其妙”的“玄学”治疗（如中草药治疗），而不相信现代医学针对发病机理的“清清楚楚”的“科学”治疗（而且这些人还听不进现代医学的劝告），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中草药被现代医学证明能有效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但中医就是不相信（患者不顾）这样的事实，结果很快导致这些病人病情的恶化（如出现多器官损伤），甚至丢了性命。从这个角度说中医简直就是“谋财害命”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也有“中医就是谋财害命”的观点，尤其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

以中国原始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为学科方法论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不具备科学的基本条件（学科方法论、观念、研究内容、研究结果等），倒是具备了“玄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主观性、神秘性、想象性、不可证伪性等）。正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说中医（对于理论体系而言）不是科学而是“玄学”（具体的方法并不是全都不符合科学）。当然“玄学”并不是完全与真理无缘，只是对于真理来说，“玄学”根据模煳的感觉、猜测、联想加想象来探索真理，就好象“瞎眼摸象”。所以，中医只有理论体系局部的科学性，却没有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