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军 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两汉道家文化潜流，特别是扬雄儒道兼融的太玄思想，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学术渊源；中国传统的“道一分殊”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基本思辨逻辑；汉魏之际“辩名析理”的时代学风，则为魏晋玄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促成魏晋玄学文化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外在的社会政治态势、内在的学术渊源与理论逻辑以及魏晋士人的主体心态。本文通过分析扬雄太玄思想、“道一分殊”思维模式以及汉魏“名学”之风与玄学的关系，试图揭示魏晋玄学文化生成的基本内在原因。

一

魏晋玄学的文化生成，非唯汉魏世局变更之故，就学术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而言，实亦两汉400年间儒、道文化彼此消长、互为表里、 相反相成、兼融合流之结果。

汉代秦政，出于逆取顺守、养民生息的现实政治需要，在政治统治上实行黄老之术，“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1〕。同时， 在文化思想上也流行黄老之学，连景帝及太子刘彻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 这种“休息无为”的策略事实上也取得了成效，所谓的“文景之治”当与之有关。从学术理论上说，贾谊最早从理论上探讨和阐述了稷下黄老学派的思想，所着《新书》，有很多地方继承和发挥了道家学说，尤其在人生思想方面，由于自身颇不得志，因而具有浓烈的老、庄人生态度，这在他很能体现心志的《鵩鸟赋》中有明确表露。贾谊可谓汉代具有道家思想色彩的第一位学者。其后崇尚黄老之旨、道家之言的当推司马谈父子。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独对道家有褒无贬，备加赞赏，还特别指出虽然道家之言“其辞难知”，但“其实易行”，作为一种治术，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这种重视道家学说实践价值的思想也影响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可以发现许多例证。故班固说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3〕。贾、 马诸人的道家倾向反映了汉初百年间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风尚，说明道家思想在汉初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和侧重点被包括统治阶层中部分成员在内的许多人所接受，《淮南子》可以说就是在此风尚下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集汉初黄老学之大成的理论总结。这些都说明汉初道家文化思潮的确存在且兴旺发达。这是两汉道家文化的起始。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文化仍然不绝如缕，继续存在发展，并对两汉文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魏晋玄学在理论形态和学术渊源上就与两汉道家关系密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前修时贤多有论述。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关捩问题，即前后汉道家文化的关键人物扬雄及其太玄思想对于魏晋玄学文化生成的意义，似未见深入剖析。事实上，西汉末的扬雄是两汉道家文化源流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上承贾、马、严遵，下启荆州学派，在哲学论点与思辨方式上为玄学导夫先路。扬雄建立了两汉时期第一个完备的儒道调和的太玄理论体系，此对魏晋玄学之产生不啻有开启门径之意义。

玄学，即玄远之学。所谓玄远，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是指讨论远离具体事物的天道自然和宇宙本体，所谓超言绝象之形而上学。汉儒探讨“天人之学”，以“天”为人格化的神，其说虽也属于形上之学，但既未超言，又未绝象，更非抽象于无形无名之上的天道本体，因此根本谈不上玄远。汉儒关于“天”的观念局限在具体有形的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天文学知识及理论的局限有关的。玄学之生成，在理论上必始于超越物象之外的精微幽深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当与天文学思想的发展及变革有关。两汉天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从盖天论逐步发展到浑天说的，浑天说对玄学思维的萌发具有孕育与催化作用，而扬雄正是促使和推动浑天说引发玄远思辨的关键人物。

浑天说取代盖天说，不仅是一个天文学理论的变革，其文化意义在于由此直接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宇宙模式和哲学思辨，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其宇宙模式充其量是一个有限结构，由此产生的对宇宙天道的哲学思辨也是囿于有限的。与此不同的是，浑天说提出了一个宇宙无限的思想体系，并在实象上予以阐证。浑天说在指出天地浑浑然周旋无端的同时，进而认为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未之或知”的无穷无极领域，这既是它超越盖天说的科学性之所在，而且也诱发了人们对无限宇宙幽深玄远的哲学思辨。浑天说在自然时空上加大了扬雄对宇宙的思维深度，从而相应地启发了扬雄在哲学本根上追本究极，畅思玄远，“大潭思浑天，参摹……自然之道”，建构起他的太玄理论体系，启魏晋玄远之学的先路。扬雄论玄，曰：“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4〕在解释他的太玄图式时， 扬雄运用了大量天文、历法术语知识，通过“观象于天”的思考和摹比，扬雄抽象出“玄”范畴，作为解释宇宙万物生化的根本。这个“玄”本体，正是从老子的“道”本体过渡到玄学“无”本体的重要理论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