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谶緯内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于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崩潰。此後，“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擡頭，人們開始崇尚貴生、避世。長期的戰亂和殘酷的政治鬥争以及門閥士族腐朽而無聊的生活，使得統治階級中不少人思想消沉，試圖在玄虛澹泊之中求的精神寄托，于是玄學應運而生。

玄學是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糅合儒家經義後産生的一種哲學思潮。玄學的含義是指立言與行事兩個方面：立言玄妙，專門探讨“超言絕象”的本體論問題;行事玄遠，遠離具體事務。因此，浮虛、玄虛、玄遠之學可統稱為玄學。玄學家多是當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舉止和虛無玄遠的“清澹”相标榜，成為一時風氣。一部分玄學家主張毀棄禮法，但多數依然維護着統治階級的倫理觀念。

玄學的發展主要經曆了四個階段

正始玄學，以王弼、何晏為代表，是玄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由漢末才性問題的讨論演進到玄學本體論的範圍。尤以王弼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最大。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為“三玄”，是魏晉玄學家最喜談論的着作。他們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是世界的本體，“有”為各種具體事物的存在，是本體“無”的表現。王弼還從哲學上探讨自然與名分、尊卑、名教的關系，宣稱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結果，應當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論》、《論語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着有《論語釋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企圖齊一儒家，調和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學家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哲學問題問難析理，反複辯論，稱為“清談”，這是玄學發展的獨特方式。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顯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莊，顯示超脫世俗的姿态，既能辯護世家大族放達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贊譽，所以短時間内玄學蔚然成風。

竹林玄學，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二階段。在哲學上嵇康、阮籍與向秀利用了王弼體系的内在矛盾分别發展了王弼“崇本息末”與“崇本舉末”的思想，使正始時期的玄學向兩個方面發展。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認為“自然”乃是宇宙本來的狀态，是一個有規律的和諧的統一整體，其中沒有任何矛盾沖突。而人類社會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應是一個無利害沖突的和諧整體。他們認為名教破壞了這種和諧狀态，因此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對當政的司馬氏集團以名教掩飾政治上的腐敗極為不滿，否認自然與名教一緻。這一時期，向秀與嵇、阮相反，認為自然與名教不相矛盾，用“稱情”、“得性”解釋“自然”，提出“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的主張，認為人的欲望與自然“不得相外”。在有無關系上承認有一個“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為萬有生生化化的根據，但引進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為玄學發展中從王弼的貴無向裴頠、郭象的崇有過渡的中間環節。

西晉玄學，以裴頠、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鲲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達。這種放浪形骸的拙劣模彷完全窒息了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發展為裴頠、郭象的崇有論哲學，裴頠作《崇有論》，指斥時弊，批評“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風氣，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他在哲學上提出“至無者無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觀點，反對在萬有之外去尋找事物的本性，認為萬物“自生而必體有”，沒有别的東西作為其存在的根據，從而完成了從貴無向崇有的過渡。郭象進一步發展了裴頠的崇有思想，提出“無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等新命題，并在萬物“自生”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獨化”的概念，把崇有論推向極端。

東晉玄學，以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時司馬氏政權南遷，社會矛盾尖銳複雜，齊生死、解脫逍遙的問題便成為玄學的中心内容。張湛注《列子》，綜合崇有、貴無學說，把世界和人生說成是瞬息萬變、稍縱即逝、虛僞無常的，主張縱欲主義，從而把玄學引入了絕境。這也在政治上反映了門閥士族的沒落。東晉以後，玄佛合流，般若學各宗都以玄學語言解釋佛經。因此，佛學取代了玄學，中國哲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魏晉玄學是一種思辨性很強的哲學，玄學的思潮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新時期，中國哲學發展到魏晉時期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