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當然,"科學易"的研究有一個理論和方法的導向問題。首先,在理論原則上,應當承認《易》之為書的原始形態,雖是人類智慧創造的一株奇葩,但畢竟是古老中華文化發蒙時期的產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學思維的萌芽中充斥著宗教巫術的迷信,即使經過晚周時期《易傳》作者們的哲學加工,改變著其中科學思維、人文意識與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學與神物迷信的某種結合。因而,"科學易"作為現代形態的知識體系,必須將這種固有的科學與迷信的結合加以剝離,必須將傳統易學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種拜物教意識、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揚棄。這是十分繁難的任務。因為歷史地把握科學與迷信二者的區別和聯系,了解二者既互相對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轉化的機制,以及二者能夠共生或實現轉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經濟根源,並非易事;且在實驗科學所憑依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得不到解決。其次,在文化心態上,應當看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苦難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衝突,在人們思想上曾造成各種困惑和畸變心理。諸如,面對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己有之"的"西學中源"說,幻想"移花接木"的"中體西用"說,都是曾經流行過的思想範式,並在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一再把人們引向歧途。顯然,"科學易"的研究,應當避免再陷入這樣的思想範式及其種種變形,應當跳出中西文化觀中的"西方中心"、"華夏優越"、或"浮淺認同"、或"籠統立異"、或"拉雜比附"等等誤區,而在傳統易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發現真正的歷史接合點,從中國"科學易"三百年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研究方法,開拓未來的前景。這一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易"與"人文易"必須相輔而行,成為易學研究中互補的兩個主流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