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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言中國學術思想或哲學史者，對魏、晉人的“清談”與“玄學”，皆列為中國文化演變的主題。

關於“玄談”興起的背景，多數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與思想風氣所形成，大都忽略兩漢、魏、晉以來朝野社會，傾向求仙的風氣，與神仙道士等解釋“三玄”之學，如《周易》、《老子》、《莊子》的丹經思想。

能知此者又不通於儒家的俗學，明於彼者又不識道家的丹訣，故不兩舍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漢末、魏、晉以來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占據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潛力，那對於魏晉“玄談”興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漢末、魏、晉時代，上至帝王宮廷，與士族巨室，下至販夫走卒，由於世家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家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

但身為知識分子，讀書為求明理，且心存君國，誌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貴而兼神仙，毫無疑問必為背道而馳。而傳統思想習慣，又已深人人心，雖心向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駁斥自以鳴高。

於是神仙道士們所提倡“三玄”之學，一變而為空言理論的“清談”，乃是勢所必然的演變，何況時衰世亂，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當時佛教還未普遍建立規模，所以也無從逃佛逃禪，猶如五代人才的脫屣軒冕，相率入佛。

與其說“玄學”的興起，由於哲學思潮的刺激，毋寧說是魏晉知識分子對於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

02

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窺見漢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曠達意境。他如東晉的世家士族，若王謝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們的道教，如《晉書·王羲之傳》稱：羲之次子凝之，為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鬥米道，凝之彌篤。

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日：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又如謝靈運兒時，其家為求其易育，曾寄養於天師道的治所。他如東晉諸名士的學術思想，不入於道，即接受新興的佛學，大體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別，並非絕無影響的可能。

東晉範寧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

如雲：“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樂崩，中原傾覆，遺風余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故吾以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其實，以“玄學”或“玄談”的興起，一概歸之王弼、何晏，未免過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淵源之所本，殊非篤論。

但自“玄談”興盛，使道家論神仙丹道的學術，在思想上，更有理論的根據與發揮，形成為後來道教的哲學基礎，實由“玄學”而開辟其另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