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史敘述上,一般都以玄學為魏晉時期的社會主導學說和主流意識。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其時對社會意識起主導作用者,仍系經學。正如呂思勉先生指出:“世皆稱晉、南北朝為佛老盛行,儒學衰微之世,其實不然。”呂先生主要是以當時經學傳授的情況和“儒生兼通道、釋之學者,此時實不勝枚舉”。實際上確實如此，其一,經學仍系魏晉之間的主導學說,並非所謂的玄學;其二,魏晉經學的主角是易學,魏晉時代為孔子之後易學的高峰。

一、玄學實際上形成於南北朝時期，魏晉僅是萌芽期

盡管“貴無”、“崇有”等玄學中主要學說的產生流行,都發生在魏晉之間,但“玄學”的名稱卻要到南朝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雞籠山設立四學時才出現。這是為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這也就是說,對魏晉時期的時人來說,當時並沒有稱之為“玄學”這樣的學問,也沒有被時人指稱為“玄學家”的人士。所謂玄學或玄學家雲雲，至少是南北朝以後人們的概念。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魏晉時的另一種情況:“世傳《十三經註》,除《孝經》為唐明皇禦註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

二、魏、晉兩朝承續著漢代的遺風仍尊儒學（經學）

魏、晉兩朝承續著漢代的遺風,無論朝野都有著濃厚的經學氛圍。曹魏政權雖以法治著名,但也十分崇儒。曹丕稱帝後,即尊孔子為“素王”,下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並“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給孔子以空前的尊崇。魏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說明尊孔在曹魏不是偶爾的現象。建立西晉的“河內司馬氏雖不及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為東漢中晚以後之儒家大族無疑”。值得指出的是,現存當時提倡尊儒的一篇力作是桓範的《政要論》。桓氏在文中主張“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宣揚“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要承周公、孔子而“闡弘大德,述明聖教”等等。而這位堪稱儒者的桓範正是因為忠於曹氏被司馬懿所殺,可見當時是否為儒家並非是曹氏與司馬氏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分界線。其時之門閥亦“原是東漢儒家大族之子孫”,他們當然對提倡經學不遺余力,於是“儒家政治理想之書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為聖經,而西晉以後復更成為國法矣。”在這種氣氛下,人皆以學經為榮為利,社會上亦以此著名的不在少數。如魏晉時期被稱為“文貞先生”的範平有三子“並以儒學至大官”,其孫範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余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余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三、所謂的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僅是當時士大夫中的少數

此外,那些後人所謂的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僅是當時士大夫中的少數,更不用說是社會中的少數了。經學在兩漢時期通過與讖緯的結合和與陰陽五行說的結合,隨著三綱五常說和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說流衍而深入民間,彌漫於整個社會。在這一點上,魏晉與兩漢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也就是說,就魏晉時期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而言,它的主要色彩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或釋家的,後者因為西晉“時禁晉人在沙門”,致使“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更不用說在三國時代了。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基礎意識之上,上層的主導學說也應該是經學,而不是所謂的玄學。

南朝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建康雞籠山設立四學之時,玄學和儒學也不在一個檔次上。《宋書》卷九十三《雷次宗傳》雲:“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在這裏,玄學與史學、文學一樣,都屬於“藝術”之學,皆次於儒學,不能和儒學分庭抗禮。

四、結語

從上述情況來看,尤其是我們本著魏晉時人的角度來看,魏晉的經學是十分興旺發達的,特別是其中的易學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談玄的流行,雖然在南北朝以降往往被視為另起一學,即使如此,它也對經學起著強烈的刺激作用,使其從所謂僵化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吸收了新的成分而依然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和主導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