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是對特定犯人實行刑罰同免的刑法措施。在影視劇中，封建帝皇經常任性地大赦天下。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

對的是作為封建社會的象征，皇帝與大赦與有密切相關，通常皇帝駕崩、新皇即位、更改年號、冊封皇後、冊立太子等重大事件，都可以成為大赦的理由，錯的是國家發生的大事，例如開疆拓土、受災遇瘟、天降祥瑞等，也會大赦罪犯，而且，大赦要經過一定程序，在特定時期，只對一定範圍內的罪犯進行赦免。

大赦儀式

執行大赦，還要舉行金雞儀式。古人迷信天象，認為天雞星動，方能大赦，體現皇帝真龍天子的權威。大赦當天，衛尉寺武庫在宮門右側樹立七丈木桿，頂端樹立四尺木制雄雞，身披彩衣，口銜絳幡赦書，用繩系著，下有托盤，周邊陳設大鼓。

京畿附近的囚犯身穿囚衣，披枷帶鎖，跪伏宮門，由大理寺驗明正身。皇帝親臨現場，面南而坐。鼓手擂鼓千響。鼓聲響罷，大理寺卿扯動絳繩，金雞昂首，托盤下降。大理寺卿叩接赦書，大聲宣讀，讀完解除囚犯枷鎖。囚犯三呼萬歲，皇帝接受朝賀後，起駕回宮，大赦儀式完成。

歷史上最早的大赦

在《尚書·舜典》中的“眚災肆赦”，是歷史上最早的大赦。《易·解卦》中也有“赦過宥罪”的記載，記錄了當時赦免犯有過失罪行的犯人。隨著社會的進步，大赦由赦免過失罪行，擴大到“三赦”。據《周禮·秋官·司刺》解釋，“三赦”是指“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分別是8歲以下的兒童、80歲以上的老人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赦免對象的擴大，與現代法律從寬處理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當時的大赦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專利，“臨事制刑，不預為法”，表明法律是臨時制訂，並未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體系，存在著隨意性，同時，赦免範圍限定在各諸侯國內部，離大赦天下還有一定差距。

各朝代的大赦情況

秦朝奉行法家，制訂了嚴酷的刑罰，用以加強君主集權，維護國家統治，百姓受到賦稅、徭役、兵役的壓榨，社會矛盾突出。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年)，胡亥首次實施了大赦天下，效果並不明顯，天下大亂已成定局。

劉邦斬蛇建漢，意識到秦亡於暴政，必須用寬厚仁慈的政策取代秦朝的法律制度，他宣布:“兵不得休八年，萬眾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此次赦免了死刑以下的罪行。劉邦先後9次大赦，大赦成為一項約定俗成的法律制度。

景帝在位16年，大赦5次，武帝在位54年，大赦18次，昭帝在位13年，大赦7次，元帝在位16年，大赦7次，哀帝在位7年，大赦4次。東漢末期，大赦更是達到一年一赦的頻率。漢朝享國405年，實行了186次大赦，漢朝囚徒的刑期平均2.24年。

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大赦成為籠絡人心的工具。晉武帝司馬炎在位25年，大赦了14次，晉惠帝司馬衷在17年中，實行各種規模的赦免28次，甚至存在一年七赦的現象。在時局紛亂的369年中，共有428次大赦，平均0.86年大赦一次。

楊堅結束混亂局面，建立了隋朝。他進一步完善了大赦制度。《隋書·刑法誌》明確指出:“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具體來說，涉及威脅皇帝人身安全，以及破壞國家形象的有謀反、謀大逆、謀判、大不敬等罪行，危及社會穩定的有不道和不義等罪行，危害家庭或家族和睦的有惡逆、不孝、不睦、內亂等罪行。十惡罪行損害了封建社會以君權、父權、神權和夫權為核心的價值觀，罪大惡極，此外，殺人、劫獄等罪行，對社會危害極大，同樣不在大赦之列。

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為此大赦天下，不過他特別強調“官吏枉法貪財者不在赦例”。這麼做的原因在於貪官不僅中飽私囊，損公利己，還敗壞吏治，影響惡劣，敗壞了社會風氣，罪行等同於十惡以及殺人、放火等重罪，因此，不在大赦之列。唐朝延續了289年，大赦184次，周期為1.57年，不過，“貪官不赦”成為慣例，影響深遠，得到了後世的貫徹執行。

宋朝政治開明，經濟繁榮，司法制度同樣寬松。大宋國祚319年，大赦203次，也就是說當時的有期徒刑平均只有1.57年。即便如此，“官吏受賄者不赦”，“與十惡殺人者同罪”，可見宋朝也把貪官作為等同於十惡重犯，無法享受大赦福利。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少數民族受到漢文化影響，同樣實行大赦制度。元朝享國97年，大赦了45次，頻率比宋朝略低，達到2.16年。值得一提的是關漢卿在元曲《竇娥冤》中出現了：“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的戲文，十惡不赦首次出現，在民間迅速普及，廣為人知。

明朝的《大明律》首次提出了“常赦所不原”，意思是說情節特別嚴重的罪行，不在赦免範圍。具體罪行包括:“凡犯十惡、殺人、盜系官財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冢、受枉法不枉法贓、詐偽、犯奸、略人略賣、和誘人口……一應真犯，雖會赦並不原宥。”在先前不赦罪行的基礎上，增加了搶劫、偷盜、掘墓、詐欺、拐賣人口等惡性犯罪。明朝實施了52次大赦，頻率為5.31年，體現了當時嚴赦慎赦的特點。

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後，清朝享國276年，共有19次大赦，約需14.53年才大赦一次，這是歷史上大赦周期最長的王朝。清朝的赦免制度由隨意任性向科學合理轉變。清初，詳細規定了赦免的時機和程序。1908年，受西方法律影響，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其中的“君上大權”第九條，賦予皇帝賞爵和赦免的權力，並明確“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專。”這是第一部關於赦免權歸屬權的憲法性文件，但其本質與封建赦免制度沒有本質區別。

大赦是把雙刃劍，用好了體現人文關懷，對緩解社會矛盾具有積極意義，用砸了淪為服務皇權的制度bug，成為政治博弈的工具。有意思的是社會繁榮安定，大赦頻率不高，反之，頻率加快，這是統治者意誌、政治、社會和人文等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與現代的大赦差異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