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念及文獻記載中，易經的起源時代，及起源的地點是很清楚的。易經起源於伏羲時代，即“伏羲畫卦”；起源地點是陳，即“伏羲都於陳”。伏羲畫卦是說伏羲發明了易經，伏羲都於陳，是說伏羲建都於陳。陳就是陳國，位於現代河南周口淮陽一帶。

但是傳統上把伏羲理解成一個具體的人，一位具體的帝王，是有問題的。更合理的是，把伏羲看成一個文化，一個文化時代。同時，伏羲建都於陳的含義是伏羲文化的起源區域是在陳國一帶，在周口淮陽一帶。

對“三皇五帝”也都應該這樣處理，都不應把他們看成具體的人，具體的王，不應把他們的都城看成具體的城市，而應把他們看成是一個個的文化時代，他們的都城則是這種文化的活動地區。

盡管“三皇”有很多版本，但是“伏羲、神農、祝融”這一版本比較主流，也比較權威，包含著中國文明歷史發展階段的關鍵信息，與現代的考古學資料相合。

《白虎通義》和《 潛夫論》都列舉了這一版本。《白虎通義》的記錄者是寫《漢書》的班固。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是當時皇帝和的大臣、學者的一次重要學術會議的會議記錄，代表著兩漢的主流的、官方的學術思想。《潛夫論》的作者王符則是一位比班固稍晚的隱者，《潛夫論》代表民間階層的知識水準。前者是兩漢在朝的權威之作，後者則是在野的權威之作。

伏羲排在神農之前，位於三皇之首，有兩層重要的文化史含義。一是，中國文明起源於伏羲時代，中國文明出現的標誌就是易經的產生；二是伏羲時代時尚沒有農業出現，中國文明和易經產生在農業之前，因為神農的含義是比較清晰的，即農業出現的時代。

二

現代人一個錯誤的成見是，只有農業才能提供穩定充足的食物供給，是文明出現的前提，因此文明一定出現在農業出現之後。現代考古學發現，在農業出現之前長達好幾千年的歷史階段，在有充分規模野生谷物分布的地區，人們已經開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包括分布野生大米的中國南方、分布野生小米的中國北方和分布野生小麥的西亞新月地帶。憑借野生谷物的穩定供給，人們的食物供給就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保障，從而就可以過程度不同的定居化生活。當定居程度達到一定的水準時，就會催生文明的產生。

準確地說，不是農業孕育了文明，而是穩定的糧食供給孕育了文明。而穩定的糧食供給並非一定要有農業，在農業之前，憑借采集野生谷物，同樣也可以提供比較穩定的糧食供給。所以，農業並不是文明出現的前提，文明遠在農業產生之前就出現了。農業只是文明出現後才出現的，是文明出現後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是農業孕育了文明，而是文明孕育了農業。

考古學證明，在農業出現之前，中國南方分布著大量的野生水稻，中國北方分布著大量的野生谷子，西亞的新月地帶，尤其是主要包括黎巴嫩、敘利亞在內的黎凡特地區則分布著野生小麥。憑借采集野生谷物，這三個地區均出現了比較發達的文化。但問題的關鍵是，易經和伏羲文化為何在唯獨在河南周口淮陽一帶出現，唯獨在野生小米區的中國北方出現？

從更大的地理區位看，河南周口淮陽一帶處於黃淮平原的中心，有史以來，黃淮平原都土壤肥沃，非常適合糧食作物的生長，無論是野生的，還是農業的，即便是現在，這裏依然是中國的糧食主產區，中國的主要糧倉。

同時，黃淮平原盡管屬於北方野生小米區，但是，卻又處於南方野生大米區與北方野生小米區的交界處。這裏很方便與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進行文化交流，吸收其文化成果。所以，在野生谷物時代，黃淮平原具備世界頂級，甚至世界唯一性的地理區位優勢，不僅自身土壤肥沃，而且可以吸收其他野生谷物文化區的文化成果。易經和伏羲文化正是中國南方的野生水稻文化與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在黃淮平原上交匯而產生的。

也就是說，在農業出現之前的幾千年前，世界已經出現了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區，中國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以及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區。在這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中，中國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和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區的地理條件遠遠優越於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區，原因有三。

第一個原因是，無論中國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還是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區，其面積規模都遠遠大於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區。野生小麥在西亞僅僅分布在所謂新月地帶，就是在西、北、東三個方面半包圍伊拉克的一個新月形的狹長地帶，其面積根本不能與中國南方和北方同日而語。

第二個原因是，西亞野生小麥文化區的土壤肥沃程度也生態穩定程度也遠遠低於中國的南方和北方。黎巴嫩、敘利亞、土耳其東南部、伊朗西部山區的土地的肥沃程度，能與中國的長江中下遊平原比嗎，能與華北平原比嗎？更要命的是生態穩定性太差，實際上，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後來發生了幹旱化、荒漠沙漠化，無法維持，而被迫遷移和消失。野生小麥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是黎凡特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黎巴嫩和敘利亞，這就是考古學上著名的“納吐夫文化”，這一文化出現在 卻在 年 因幹旱導致的野生小麥的消失而消失了。相比之下，中國南方和北方，不僅土壤肥沃，而生態穩定性極高，當年的野生大米小米區現在依然是主要的農業區。

順便說一句，生態穩定性差正是中國文明與西亞文明的主要分野。這不僅導致他們的文明經常中斷和消失，而且生態穩定性差讓西亞人產生了深深恐懼，這導致宗教的產生。宗教的起源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本質是生態恐懼驅動下的生態崇拜，即希望通過巫術式的祭祀儀式來增強生態循環的穩定性，希望植物能夠每年春天都能正常的發芽生長，這樣就能保證糧食的穩定供給。所以，也可以說，宗教的本質是糧食崇拜，食物崇拜，希望通過祭祀儀式幫助糧食實現穩定供給。基督教至今依然在念的一句著名祈禱辭正可以說明這一點，叫“感謝主賜我食”。西亞是宗教的起源地，所以，一直到現在那裏也是世界上宗教虔誠依然強烈的地區，只不過換了一個新的宗教形式，叫伊斯蘭教。

第三個原因是，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是孤立文化，它周圍並無其他的野生谷物文化與之相鄰，與之直接交流和促進，而中國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和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則緊密相鄰，可以相互直接交流和促進。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促進可以孕育新文化，易經和伏羲文化就是中國兩大野生谷物文化直接交流的產物，而西亞則沒有這樣的機會。

三

整體上，中國兩大野生谷物文化區的地理條件優越於西亞野生谷物文化區的，而在中國的兩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之間，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區又優於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原因在於野生大米對屬於喜水作物，只能分布在天然水田之中，天然水田就成了其分布空間和分布規模的限制。而野生小米則是耐旱作物，其生長於並不依賴水田，而是分布在陸地之上。所以，野生小米的分布空間和分布規模可能遠遠大於野生大米，這導致其可獲得性、易采集性遠大於野生大米，最終，在野生谷物糧食時代，野生小米供給的充足性和穩定性遠高於野生大米。憑借采集野生小米，人們可以過一種更穩定的生活，從而發展出一種更優秀、更發達的文化。

從根本上說，孕育發達文化，進而孕育文明的，是充分穩定的生活。穩定生活的基本保障是穩定的食物供給，而穩定的食物供給的基礎則在穩定的糧食供給。糧食就是谷物的種子，當人類學會以糧食用作食物時，人類食物供給的保障程度就得到一個飛躍式提升。與其他任何種類的食物相比，糧食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其可儲藏性，不僅容易儲藏，而且儲藏時間長，可以遠超植物的一個生長周期，即一年。只要在一個收獲期儲藏充分的糧食，就會保障在來年的收獲期到來之前得到穩定的糧食供給。如此循環，就可保障食物供給的長期穩定，從而保持生活的長期穩定。一旦生活能夠長期穩定，就會孕育出與之匹配的新文化來，孕育出文明來。

對糧食供給，人們普遍只註意到農業糧食階段，而忽視了野生糧食階段。人們已經形成一種錯誤的成見，認為糧食唯有農業可以創造。事實上，在農業出現之前的好幾千年內，人們已經憑借采集野生谷物而獲得穩定的糧食供給了。對糧食供給的誤解，必然會導致對文明起源的誤解。人們在文明起源上的錯誤成見是，認為文明出現在農業之後，是農業孕育了人類文明。事實上，人類文明起源於野生糧食階段。

關於人類文明起源於野生糧食階段，起源於農業之前的漁獵采集時代，有三方面的事實證據。第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獻的記載，第二方面是考古證據，第三方面西方的神話資料。

在全球看，只有三個地區具備產生文明的資格，因為只有這三個地區在農業前分布著大規模的野生谷物，分別是分布著野生小米的中國北方，分布著野生大米的中國南方，以及分布著野生小麥的西亞。也就是說，就文明的起源和發展而言，這三個地區的地理條件最優越，文明只可能在這三個地區首先產生。盡管中美洲也有規模的野生玉米分布，但是由於人類到達這裏的時間相對太晚，對人類文明的起源並無貢獻，在農業產生之前，這裏並沒有出現長期存在的野生玉米文化，所以不做考慮。

五

前文已經論述，在人類歷史上的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中，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區，中國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區，在地理條件上整體比西亞的野生小麥文化區更優越。所以，人類文明更可能首先在中國產生。在中國的兩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中，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區的地理條件又比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區優越。所以，人類文明更可能首先在中國北方產生。而在中國北方，黃淮平原這一區域的地理文化條件又是最獨特和優越的，所以人類文明更可能在中國北方的黃淮平原產生。黃淮平原才最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真正的“兩河流域”。

下面就來論述，為何在中國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區中，黃淮平原的條件是最優越的。

除了擁有前文所指出的中國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區所擁有的一般優勢外，黃淮平原還擁有獨特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黃淮平原的土壤是中國北方最肥沃的地區，最適合野生小米生長的地區，沒有之一。即便是現在，黃淮平原依然是中國最主要的糧倉之一。可以想象在前農業時代，這裏一定分布著中國北方長勢最旺，面積規模最大的野生小米。憑借采集野生小米，當時在這裏生活的人們已經可以過上相對比較充裕和穩定的生活。所以，在中國北方野生谷物文化區中，這裏的文化最為發達，應該是野生谷物文化區的核心區域。

第二方面，歷來淮河被認為是中國南北方的分界線，黃淮平原緊鄰南方的野生水稻文化區，最容易最先吸收南方野生大米文化的優秀文化成果。黃淮平原不僅是中國北方野生谷物文化區中文化最發達的核心文化區，而且又處於中國北方文化區的前沿，緊鄰人類歷史上另一個野生谷物文化區——中國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區。這樣以來，黃淮平原文化就形成了兩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發達，應該是當時人類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區中最發達的。第二大特征是開放，會經常與南方野生大米文化發生文化交流，能夠學習和吸收其先進文化要素。

受西方人的誤導，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關於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存在一個巨大的謬見，認為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是在單個文化區域內部獨立進化的結果，文明是進化出來的。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不是單個文化區獨立進化的結果，而是兩個甚至多個文化區之間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結果，文明是交流出來的。文明不是起源於文化的進化，而是起源於文化的交流。

所以，說人類文明更可能首先在黃淮平原產生，不是說人類文明可能首先在這一封閉的區域首先進化出來，而是說，某次中國南北方兩大野生谷物文化的大交流，可能會催生一種更發達更高級的新文化出現，這種新文化已經突破了以前舊文化的局限，而可以稱之為文明了。

六

這裏有必要對“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做一個界定。文化指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人類的任何種類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都可稱之為文化。甚至連動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也可以稱之為文化。而文明則是指高級階段的文化。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唯有進入高級階段的文化才是文明。但所有的文明都是文化。

那麼區別文明和文化的文化高級階段具體是指什麼？即文明的標誌是什麼？答案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心是人心，性是人性，人性也是人心之性。所以，心性就是人心，因為性也是人心之性，心是涵蓋性的。心性的獨立的自由實際也是人心的獨立和自由。心之後加上一個性，意在強調，人性不是空的，不是白紙一張，而是天生就具備固定模式的感覺情感能力、是非判斷能力和意誌選擇能力。這些天生的情感力、判斷力和意誌力就是人性，人心的基本屬性。

心性獨立著重於心性本身，說的是人意識到自己心性本身的存在；心性自由著重於順應心性，說的是人應該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去充分發揮自己的本心。這兩層含義就是判斷文明的兩個標準，達到這兩個標準的才可稱之為文明。

人的心性是無形和抽象的，人是不可以直接去感知心性的存在的，而只能間接地去感知。間接地感知，就是通過“事”去感知，通過“做事”去感知。人在做事的過程中，會與外人外物發生接觸，這些接觸會觸發人心內在的情感力、判斷力和意誌力，通過了解和感知這些情感、判斷和意誌，就可以了解和感知自我的心性，並通過自己的心性去推知別人的心性。

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做事，到事中去，“物”就是“事”。“致知”就是學習和感知自己的心性因為事所激發而產生的情感、意誌和判斷，通過這些情感、意誌和判斷去學習自己的心性本身。

所以，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理解比朱熹更為準確，他認為致知就是“致良知”，“良知”就是人心的天然之知。良知是內在於人心之中，而非外在於外物之中。但是，良知又必須通過外物的激發才能顯現，沒有外物的激發，我們又對良知一無所知。所以，“致知”不能靠冥想，必須去做事，必須去“格物”。

“知行合一”則進一步強調“致知”和“格物”的關系，兩者是相互依存的。人心之知是抽象存在的，不可以直接去感知，必須通過做事，通過格物，即“行”。要“知”必須去“行”。同時，“知”是內在於人心的，而非獨立地存在外物之中，所以，做事、格物、行的目的並不在做事、格物、行的本身，而是通過做事、格物、行去感知自己的內心之知。而且，做事、格物、行自然而然地會激發自己內心之知的顯現，即激發心性的情感力、判斷力和意誌力自動地去發揮作用而去產生情感、意誌和判斷，這些情感、判斷和意誌就是“知”。

觀察世界有兩種視角，一個視角是從心性的產物著手，把心性的產物當成獨立之物，另一個視角是從心性本身著手，認為真正獨立的是心性，心性產物是由心性所產生和發出，不具備獨立性。一切社會現象，一切歷史，一切人類行為，一切學問，一切宗教，乃至一切人類關於世界的認知，都是心性的產物，都是由心性所發出。然而，第一個視角卻因為沒有意識到心性的存在，而誤認為心性之產物是獨立存在的。

一旦將心性之產物當成獨立實存，人的心性就喪失獨立地位，這樣以來，這個世界本身不僅顯得就是復雜的令人難以把握，而且世界又是高高地淩駕於人之上，淩駕於人的心性之上。人就會把信仰和追逐某種心性產物當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人，人的心性就為人的心性之產物所決定。或者說，人，人的心性反而淪為人自身心性產物的奴隸。

一旦，人意識到自身心性的獨立存在，意識到心性產物並不具備獨立性，真正獨立的是自身的心性。這個世界將變得簡單和可控，因為所謂的世界不過是人的心性的產物。這就是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意蘊所在。人生的意義就不可能會是信仰和追逐心性產物，而是順應心性自身。

前文已經指出，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是判斷文明的兩個標準，這兩個標準也可以壓縮為一個標準，就是心性標準。一個實現了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文化，就進入心性文化階段，就是心性文化。一個文化，唯有成為了心性文化，才可稱之為文明。

按照這樣的標準，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僅有唯一的一個人類文化是心性文化，唯有這個文化才稱得上文明，這個文化就是易經出現以後的中國文化。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心性思想，即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心性文化的出現是從易經始。這一點在面會專門設一節詳細論述。易經出現之後的中國文化，可以稱之為易經文化，也可稱之為心性文化。

在易經出現之前，人類歷史尚無文明；易經出現之後至今，在中國之內，易經開始從其誕生地黃淮平原向其他地區傳播。在全球，易經則開始逐漸向中國之外的其他區域傳播。

但是，在中國，很長一段時期，可以文明僅存於黃淮平原之內，其他區域則是依然保持著蠻夷的文化。事實上，這種文化不平衡的格局，即便是現在依然可以清晰可 見。黃淮平原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也是核心區，至今依然。中國的傳統文化要復興，必然首先在這個區域復興。

在全球，盡管易經自產生以來，持續不斷地向中國之外傳播，但是，易經的核心思想傳到中國之外後，都被異化了。

七

伏羲是“三皇”的第一皇，神農是第二皇，這意味著伏羲時代在神農時代之前。神農的含義是清晰的，就是農業的出現。神農時代就是農業開始出現的時代。所以，農業出現的時間就是神農時代的起點和伏羲時代的終點。現代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概是10000年前，這是伏羲時代的終點。

更難的確定伏羲時代的起點。所幸，現代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可以提供線索。

在上世紀20年代，聞一多運用民俗學和語言學的方法對伏羲進行了考證，他的結論是，伏羲就是葫蘆。他進而認為，伏羲崇拜就是葫蘆崇拜，葫蘆崇拜又是生殖崇拜。葫蘆的籽有多又大，崇拜葫蘆可以保佑婦女懷胎生子，類似於後來的觀音崇拜。

進入新世紀，一位彜族文化學家，劉誌一先生（已去世）根據彜族的民俗資料，對伏羲提出新的更合理的解釋。劉誌一認為聞一多關於伏羲與葫蘆有聯系的考證是正確的，但是，生殖崇拜的解釋卻是錯誤的。他指出，伏羲更準確的含義是用葫蘆去做陶器，是一種革新的制陶工藝。通過葫蘆，伏羲又和陶器聯系起來了。

《易經》的考古收獲，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數字卦的發現、二是早期數字占蔔工具的發現、三、陶器、樂器的發現。

目前流行的卦象，是用統一的“陰陽”符號表示的，但是這種卦象出現的時間很晚，大概在春秋末。之前的卦象都是直接用數字表示的。而且，這種數字卦的年代已經可以追溯到5500年前，刻在鹿角上。這說明，《易經》至少在5500年前就存在。

在河南舞陽賈湖，發現早期的數字占蔔工具，內部裝有石子的烏龜殼。《易經》從技術上來說，就是數字占蔔術。蓍草是用來生成數的，烏龜殼內的石子也是用來生成數的，很像現在的搖骰子。這時的年代是大約9000年前，也就是說《易經》的出現肯定在9000年前。

到此，都有直接的考古證據支持《易經》的存在時間，但是這都不是起始時間。《易經》究竟起始於什麼時候，還需要繼續往上追溯。

據民俗學、文字學證據，伏羲和葫蘆有關，這是聞一多考證出來的。而葫蘆又和陶器制造有關，就是用泥片貼在葫蘆上，制成半圓底的陶器。這是一位當代學者考證出來，目前南方的一些彜族人依然在用這種制陶方法。伏羲文化，就是一個用葫蘆來制造陶器的文化。

現代考古學已經證實，中國是陶器的起源地，中國出土的最古老的陶片遠遠早於世界其他地方所出土的。實際上，中國之外，出土最古老陶片的地方是東北亞，包括日本和俄羅斯的東北亞地區，最古老的大約在16800年前。一度東北亞的陶器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東北亞也被認為是陶器的起源地。直至2010年，中國在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發現了一塊20000年前的陶片。湖南道縣出土的陶片也在18000年前。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考古學教授李小紅，對中國南方和東北亞所出土的陶器年代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陶器起源於中國南方，東北亞的陶器是從中國南方傳播過去的。

在傳統記載中，對伏羲的活動地點也是沒有疑義的，是《詩經》中的陳國，即“伏羲都於陳”。陳就是現在的河南周口淮陽一帶。在一個更大的地理區位看，周口淮陽位於黃淮平原的中心地帶，而黃淮平原歷來是中國最肥沃的地區之一，即便現在也是中國的糧食主產區之一。

黃淮平原位於中國南方和東北亞之間，如果陶器從南向北沿海岸線傳播，傳到這裏的時間應該早於東北亞，盡管這裏並沒有發現如此早的陶器。

事實證明，陶器的傳播是先沿海岸線走的，然後由沿海向內陸傳播。陶器從江西萬年向河南淮陽的傳播路線是，先由萬年傳播至沿海，然後北上，再由沿海由東向西，傳播至淮陽。路線總長大約1500公裏。

由萬年到日本最早出土陶器的地方，沿海距離大約4500公裏。日本陶器的最早時間是16800年前，從萬年傳之日本所用的時間是3200年（20000-16800=3200）。由此可以計算出從萬年傳播至淮陽所需要的時間是1100年。那麼陶器在淮陽出現的時間應該是18900年前。這就是伏羲時代的開始時間，也是易經開始出現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