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繼戰國之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時期，這個時期又產生了許多新的思想流派：繼承東漢經學的讖緯經學、古文經學，老莊道家與儒家的雜合體玄學，道教的五鬥米道、天師道、上清派、茅山派，佛家的天臺宗、三論宗、禪宗等。不過總體而言，除了佛家是新引進的迸發出生命力外，其他幾家因為缺少文化積澱而還是沒有走出先秦定下的格局。

玄學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東漢時期因為采用的是征辟制選人方式，使得當時流行對人物進行品評，進而品評之風發展到品評時政、天文、地理、古今、哲學等等，形成了清議之風。漢末社會動蕩，漢朝國學經學所提倡的名教屢被打破，使得以君臣父子夫妻為綱的儒家名教遭受重大危機，加上清議的名士常得不到善終，士人為明哲保身且又表達不滿，將無所不談的清議之風轉變為只談論深邃哲學的清談辯論。清談者崇尚《老子》《莊子》《周易》，以之為“三玄”，玄學由此得名。從形式、歷史作用以及影響看，玄學的出現都有些都類似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運動。玄學的主要論點集中在對“有無”（本體論，宇宙源於有還是無，與佛家空有兩派類似），“言義”（認識論，語言是否可以準確表達意思），“自然與名教”（社會觀，崇尚人性解放還是崇尚禮法約束）三個概念的不同認識上。

玄學與性解放運動一樣，都是被壓抑出來的

玄學最早由曹魏的何晏及王弼開始，提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名教本於自然”等觀點。玄學不拘泥於兩漢經學對儒家經典教條的註解，而是突破思維框框大膽的引用尚存於世的道家思想來註解儒家經典，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開一代之先河。玄學可以說是兩漢經學的一個變體，也可以說是先秦道家老莊學派的最新發展，是史上第一次道家儒家融合的嘗試，極大的推動了哲學和文化的發展。

司馬懿政變後，何晏被殺，王弼被廢而抑郁早亡，但司馬氏家族卻又提倡儒家名教，引起當時諸多名士的不滿。這其中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對虛偽的名教禮法多有抨擊。他們隱居山林，成日以酒為伴，高歌狂舞，做出許多令道德家瞠目結舌的荒唐事情來。

竹林七賢

這種崇尚虛無又不拘禮法的思想和作風走入極端，影響了很多人，雖然是對虛偽道統的消極反抗，但過於極端並不利於社會的前進，進入東晉之後玄學之風開始轉向。裴頠作《崇有論》提出世界源於有，並試圖調和有無矛盾。最後由郭象提出的“獨化論”，終結了有無之爭。“獨化論”認為內心的自由放縱和行為的規矩合禮並行不悖相互依托，所謂“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只有在入世中出世才可達到至聖境界，其理論融合了名教和自然，成為玄學的頂峰。

玄學從理論上與剛進入中國的佛家有相類之處，常被當時的佛家借用，東晉之後佛家漸漸立穩腳跟，於是體系完備的佛家漸漸取代了玄學的地位而開始流行，玄學也逐漸融化在強大的佛學思潮中。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操

在清議清談之風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的文化漸漸擺脫傳統儒學的束縛，開啟了一場革命，以文學的覺醒獨立為標誌。文學由之前的依附於經學史學之中在漢末開始走向獨立，以建安七子為代表，出現了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同時文學理論也開始走向自覺成熟，曹丕作了第一篇文學批評論文《典論》，提出了“文學不朽”。之後陸機作《文賦》繼續發展文學批評理論，最終文學觀念和創作理論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中達到頂峰。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

以此為帶動，大動亂時期的文學有了新的氣象，田園詩、山水詩、駢體文、誌怪小說等前代聞所未聞的體裁大放異彩。由建安開始，經正始、太康、元嘉、到永明、齊梁，文學創作高潮前後相繼，成為文學史上的高峰。這些文學創作不僅自身水平甚高，而且也成了盛唐文學頂點的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