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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

 

對於這些文化大師來說，請人算命也好，自己占蔔也好，無非是調劑日常生活和減輕內心苦悶的手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支撐他們繼續其創作或學術生涯的精神力量。

 

民國時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對而言是豐富的，特別是那些性格外向善於交際者，頻繁的師友之間的日常交往及各類社交活動往往能充實他們的生活。但對於一些不善交往者，社會的動蕩及個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則會使他們不時陷入迷惘和絕望，有時甚至走上自殺的絕路，梁漱溟之父梁濟和王國維的先後投水自盡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好在文人總有借助外力擺脫內心迷惘或絕望的方式，自己占蔔或者請人算命就是頗為“有效”的手段。

 

在此，我們不妨看看陳寅恪、吳宓、熊十力、梁漱溟和錢穆等文化名人有關占蔔算命的軼事，或許從中能一睹文人的內心世界。

吳宓和陳寅恪，作為曾經留學哈佛的大學者，他們自然不迷信，但頗為有趣的是，他們卻對占蔔一事很感興趣，並且還很相信自己的占蔔水平。

 

1910年，吳宓即將離開陜西老家赴京參加清華留美學校的入學考試，動身前他蔔得一卦，得卦語雲：“海波兩頭高，飛蓬駕六鰲，居中能馭使，何怕涉風濤？”當時的吳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語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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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與夫人陳心一、長女學淑

   

 

直到1919年他來美國已經兩年有余，親眼目睹西方社會的發展現狀和文化特征及中國留學生的種種表現，才對卦語有了豁然開朗之感，意識到此卦的要點應當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這樣的處世態度，如古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以中、和為教，也即西儒所謂的“在兩極端之中點，即為善，而在其極端，則為惡”。又西人有以騎馬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馬來，才能馭馬飛馳。

 

看來吳宓並非是出於迷信而解釋此卦，而是把它與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結合起來，把它與自己的處世態度結合起來考慮的。而且吳宓還以自己兒時見到的一副對聯為補正：業能養身須著意，事不幹己莫勞心。

 

吳宓以為此聯雖然宣揚一種自私思想，但處於亂世之中，也不失為一種處世態度。因為所謂獨善其身，看似容易，實際做到很難。能夠出汙泥而不染，白璧自保，非絕大意願、絕大才力不能做到。

 

 

吳宓雖然也對此心向往之，但由於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紛爭之中，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吳宓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從事一些世俗事務的，吳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擺脫而不能。

 

不過吳宓有時對占蔔之事也將信將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其當時的心理狀態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變。

 

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陳伯瀾去世，消息傳來，吳宓大為悲痛，因為陳伯瀾多年來對吳宓學業上的指教及精神上的鼓勵與指導是很多的，吳宓一直視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吳宓內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別是吳宓自回國後忙於結婚和籌辦《學衡》，竟未能抽出時間去拜見姑丈一次，自然內心非常內疚。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吳宓於夢中，以占蔔的形式表現了其內心的不安和悲傷。

 

據吳宓日記，陳伯瀾去世後約一個月，某天正是中秋節，吳宓夜裏忽然夢見自己從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陳伯瀾，到京後才得知姑丈死後又得復生。他因此占蔔得一神示，為“萬朵紅蓮禮白蓮”之句。此後夢境又多有變化，最後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吳宓等家人扶持來到保定之蓮花寺，眾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層。就在這裏，其姑丈口授遺囑，然後去世，則神示得以應驗。吳宓見姑丈去世，放聲大哭，終於從夢中驚醒。

 

清醒後的吳宓才想到所謂夢中的神示之句，其實是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的詩句。看來吳宓自己因姑丈逝世過於傷心，方才有此夢。又因他以為姑丈這樣的人去世應當有預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應當不同尋常，所以才在夢中將自己讀過的詩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對此類事也頗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軍飛機轟炸北平，並準備占領之，國民黨宋哲元將軍決意抵抗。此時吳宓、陳寅恪均在北平，對時局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極為擔憂。當天，吳宓以《易經》占蔔，得“解”卦，其辭為：“利西南，無所往也，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卦文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大概吳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於此卦占的是中國的命運，因此他專門請教了陳寅恪，但陳寅恪並未馬上回答，而是過了一會兒再打電話給吳宓。看來陳寅恪對此也很慎重。他告訴吳宓此是吉卦，於是吳宓才舒了一口氣，和衣而臥，靜待天命。

 

那麼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來不能這樣認為，首先卦辭中所謂“利西南，無所往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解釋為他們日後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聯大等處任教。結果是吳宓為謀生計多次四處奔波，陳寅恪更是因戰亂導致雙目失明，這樣的結局能說是吉卦麼？而且北平在此後不久即淪落敵手，吳宓、陳寅恪等被迫逃出北平，日軍不久即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又有什麼吉兆可言？不過從全民族之命運而言，中國的確最後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因此說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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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

   

 

另一位文化大師錢穆在其《師友雜憶》中則記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等請相士為他們相面之事。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時，有相士專門從四川來為他相面，梁漱溟為此特意請錢穆等到他家，請相士一一為眾人相面，後又到錢穆住處再為他們相面。

 

據錢穆所言，相士說熊十力有“麋鹿之姿，當常在山林間”，意思是不會直接參政過問紅塵之事。而說梁漱溟則是“步履輕，下梢恐無好收場”，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難。對於錢穆本人則說他精氣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態，此後當能先後如一”，意思是錢穆的一生當能始終堅持治學為業且能善終。

 

綜合來看，不能不驚嘆這位相士的預言。熊十力終其一生，始終堅持其民間學者的身份，1949年前後也不過是做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協委員而已。不過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難，卻只能發出“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這樣的哀嘆，最終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而梁漱溟晚年確實因直言當政者之弊而慘遭批判多年。不過其臨終前數年重新贏得政府與民間的高度敬仰，並最終以95歲高齡辭世，不知是否還算是收場不好？

 

至於錢穆本人，則可以算是中國式的“壽終正寢”的範例，他一生始終以弘揚中國文化為使命，1949年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前身），後在臺北任教，最後以95歲高齡西歸道山。其人不僅高壽，而且今天業已贏得海峽兩岸人們共同的贊美與景仰，確實是一個“先後如一”的結局。人生一世，如類錢穆，則無憾矣。

 

對於此類占蔔相面之術，錢穆等人並不簡單地斥為迷信。因為錢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類事情，大都有所應驗。對此他的解釋是：大凡流行人間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輕易以不科學否定之。

 

 

其實，對於這些文化大師來說，請人算命也好，自己占蔔也好，無非是調劑日常生活和減輕內心苦悶的手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支撐他們繼續其創作或學術生涯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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