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大師”袁樹珊

   袁樹珊於1881年出生在醫蔔世家，家學淵源。早年隨父寓居鎮江，以醫為業，兼以算命蔔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後來就學北京大學，留學日本攻讀社會學，學成歸國有進入官場的機會，但他並不熱衷功名利祿，回到家鄉仍以醫蔔行世。

   據說他曾經見過孫中山，說孫“貴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謂的“富貴”，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為”的流芳百世之“清貴”。他雖然名聲大，但自謙為“薄負時譽，饘粥有資”。

   每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其大、小傳統，大傳統由主流精英們賡續，小傳統則由民眾日用、由江湖人士傳承。

   在中國，這一小傳統大概可稱為“醫、蔔、星、道”一類的職業或社會服務業了，它們在現代大潮面前一度無抵抗之力，幾乎面臨毀滅的命運，如眾所周知的中醫取締事件。其實不僅中醫，就是算命先生們，都曾遭到多次取締。

   民國17年，國民政府曾有意取締星相醫蔔之業，這相當於將要砸了很多人的飯碗。當時的江湖術士袁樹珊為此寫了一本書《中西相人探原》，引經據典，為算命職業和算命先生們辯白。這本書受到了當時行政院長譚延闿的賞識，在星相學界傳為美談，也奠定了袁樹珊在星相學界的地位。

   但袁樹珊本人並不迷信，他曾經說：“來向星相家請教的不外三種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於名利；三是有的走投無路，所以不得不察顏定色，善為指點。”可見袁樹珊對人情百態的洞明。

   到了30年代，袁樹珊不再行醫，而專心於命相之業。他的名聲很快給他帶來了大客戶，“利見大人”。最先見到的大人物是國民政府的大員何應欽，何在袁樹珊處算命後，非常佩服，向蔣介石推薦。

   蔣介石也好奇，就去見了袁樹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蔣介石欣賞。如此一來，從政界顯要，到富商巨賈，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單為榮。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對袁信服後又派專使，重金請袁出山。袁樹珊的回答是，“吳威喜則樹珊榮，吳威怒則樹珊恐”。袁樹珊也成了蔣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師

   傳奇命簽： 

   少年得誌的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繆斌曾經請他批命，袁樹珊從繆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貴開始批起，幾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於吳”的話，大家不理解。

   後來繆斌投靠汪偽政府，做了漢奸。抗戰勝利後，繆斌淪為階下之囚。繆斌請夫人找無錫同鄉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出面，向蔣介石求情。吳稚輝過於認真，多方遊說，反而使蔣介石起了疑心。加上當時傳說繆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蔣介石之秘令潛伏敵後。如此隱情，令政府和領袖顏面何在？於是，國民政府下令立即槍決，以正視聽。跟其他免於一死的大漢奸們相比，繆斌的命運確實應了袁樹珊的“受累於吳”之讖。

   1938年，南京失陷，某國民黨軍官睢團長夫婦、營長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敗後輾轉來到上海。睢團長非常相信命相之學，認為應當就近拜訪命理大家袁樹珊先生，以得指點。郭岐並不相信命運，經不住其他人勸說，就一同前往。

   袁樹珊為其他三人看完相後，再看郭岐：“郭先生是軍人，到40歲時可升少將師長。後在沙漠中作戰，因此戰失敗，將有性命之憂。不過，您最後仍能順利脫險歸隊，從此一帆風順，後福可羨。”

   四人後來順利逃離上海，經香港到武漢歸隊，郭岐不時升調，40歲時升為少將師長，戍守伊犁區精河縣。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叛亂。郭岐的兵力全部覆滅。戰事發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後為敵人救活，於戰後交換戰俘時，始又歸隊。後郭岐赴臺灣，一生順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樹珊之言一一應驗。

   1949年後，袁樹珊移居香港，他也為世人留下了幾個著名案例。

   袁樹珊也曾有過為民國京劇三大家之一馬連良的算命故事。馬連良夫婦離開香港之前，曾請袁樹珊蔔算。其結果用袁先生的話來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迷惑不解的夫人追問：“那他十五年以後怎麼樣？”心有所悟的馬連良不等對方答復，拉著夫人說：“你就別問了，只要有十五年好運，也就行了。”果然，從他離港北歸，到猝然而去，掐指算來：整整是十五個年頭。”

   弘醫辦學：

   跟並稱民國三大命理學家的韋千裏、徐養吾等人不同，袁樹珊並不專心於算命。他更像一個自由的讀書人，袁的父親就曾看出袁的八字，“雖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時的水來補救，終究聊勝於無。因此為人雖然愚笨，但學可以小有成就；名聲雖不顯揚，品德尚無缺陷。如果能讀書安命，擇交治生，一定不致於墜敗家聲而為餓鬼。”

   袁樹珊成名後，也多跟文化人往來，他自書楹聯，上聯是，“十畝栽桑，十畝種田”；下聯是，“半日診病，半日讀書。”學者羅振常曾為袁樹珊的命相書作序，稱其命理著作“辭旨明暢，可與俞曲園遊藝諸錄相擷頏”，“非術士之所能為也”。可見袁樹珊並非只是一個江湖術士。

   袁樹珊不愛財，也不聚財。他雖然名聲大，但自謙為“薄負時譽，饘粥有資”。對於資財，並不為意，他曾有心重修漢司馬季主之墓和嚴君平之宅，“一以發潛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國粹”。

   袁樹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訓和伏羲，一為行乞興學的聖徒，一為中華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興辦一所義學和建一座伏羲廟，在有了一點積累後，他就學習武訓，在家鄉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為校舍，興辦義學。取“袁安臥雪”的典故，學校命名為“臥雪小學”。

   學校不收取學費，免費發給學生們筆墨紙硯等學習用品。為了使學校經費有長期保證，袁先生還出資購買了20畝地作為校產。後來，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廟改為校舍，創辦“伏羲小學”。

   抗戰期間，社會經濟崩潰，袁樹珊財力不濟，伏羲小學不得不向學生們收取學雜費。袁樹珊非常愧疚，特地為學校做了一塊匾額，親書“不如武訓”四字。可見袁樹珊並非一個庸俗的江湖術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兒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學算命，他反對說，“我有兩套衣缽，一套算命，一套醫學，我死後，你把算命這套衣缽砸爛燒掉，繼承我的醫學。”袁福儒從此不再沾染半點命理，而專心醫理，後來留學日本，繼續學醫，學成而弘揚國醫，成為一代醫學大師。

   袁樹珊對命相業的認識，在當時現在看來都堪稱公允客觀。袁樹珊認為，蔔筮相術算得上中國的國粹之一，幾乎是和中國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顯於殷商，於今為盛。對蔔筮之學視而不見，無異於掩耳盜鈴。當然，出必問，行必占，更是問道於盲。只有精研此術，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術數學之本來面目。 

   但袁樹珊並沒有將命相跟現代科學相聯系，這是一大遺憾。究其實，這跟現代學科知識在社會上的發展狀況有關。我們說過，任何社會都有大、小傳統，小傳統之所以在發達社會邊緣化，是因為那裏的新聞出版發達，那裏的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等發展得及時切實，能夠安慰、服務於世道人心。

而在知識演進不能服務於當下人心的社會裏，人們有所疑惑困惑就只能求助於小傳統中的宿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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