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为华夏文明之源头。相传，羲皇时出《河图》；大禹时出《洛书》；之间还有黄帝轩辕氏也接受过“风后授图”…。大概在狩猎采集时代，要当好氐族领袖必备这种维系氏族兴衰的“图书”(或其一或其二)。上古无文字, 这类“图书”可能是镌刻在马肩胛骨和大龟甲上的一套图形, 后来原件丢失了，口述史中就幻化出“龙马负图”、“龟书出洛”。至于阿谀者指为“天降祥瑞” 以证“受命于天”…那就更离谱了。

没有文字时，远隔时空的信息传输也只能靠“图”。因为图形可刻在实物载体以传世；对图形的解读（其意义和用途），只能口口相传，很可能传讹；又因为历代“圣人”都会对原初图形有新的琢磨、演绎和添加；传流至今,“图”已为“卦、爻、阴阳、五行”杂说包围，未必就是先民作“图”的本义：“图”是先民的直接表达,“说”则是被众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解河洛之谜应先考订河图、洛书的可能图形。但到孔子作《易》，图和实物皆失, 这宗千古公桉该如何审起？要点是：

（1）先民必是为解决当时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而作此“图”（否则如何会郑重其事，自伏羲—黄帝—大禹“传承有绪”）；

（2）“反映论”说人的认识均以外部世界为起点；先民看到的宇宙世界现在还在，因而可以参照外部世界还原和检验先民最可能作出的图形。况且还有历代先贤也曾作过探索，他们的得失可供参考。我们并非孤独。

孔子作《易传》,只载描述文字：河图为“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洛书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厥真图实形。今世所见的河图、洛书的图形（图1、图2）是据文献的描述文字推理出来的。始作俑者据称是北宋陈抟。然而从这两个图形之间看不出有内在的“承继和发展”关系，简言之，标示四正的河图怎样才能合规律地变成排列八隅的洛书？这个疑点涉及两方面问题, 是孔子记载的文字有错？还是陈抟的考据有误？

为缩小检查范围, 先肯定洛书图形与孔子记载的文字“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五居中央” 是一致的。因为将九个自然数（123456789）填入九宫, 使横竖斜的和数都相等, 数学可证“三阶幻方”有唯一解。既然“唯一性”保证“一致性”，那末先民的原图也应最接近洛书图形。于是两图不能转化的病根应在今传河图身上。

1996年间. 江湖上突然出现“陈抟秘传河图”（图3）, 其与今传河图不同处是两处作了对调：今传河图是“二七居上、四九居右”；秘传河图是“四九居上、二七居右”。（参见图1与图3）。揭橥者曹玉清先生自诉该图来源：“我于四十年代初在北大文学院中文系就读时曾学过《周易》的一般知识, 机缘偶合, 有幸结识了《易数玄机》第三十一代传人刘野云先生, 当时他已七十九岁, 相识九个月后, 他病逝于北平, 临终前将上代传下来的《易数玄机》手抄本郑重传授于我 , 从此我就成了第三十二代传人。”

曹先生的自述或是“一面之词”，但“秘传河图”确有首创性，不论新研旧庋都值得深思。第一个问题是：两套河图都说是陈抟所传, 为何“公开”一个,“秘传”另一个？比较便知，“公开”的是与孔子文字一致的图形；“秘传”的是与孔子文字不一致的图形。若公布“秘传河图”必得更改孔子此处文字。在那个时代, 非圣非孔的罪名是不轻松的,一经查获，性命与学术必隳阿鼻狱！很可能陈抟起初是依据孔子文字研制出图1, 后来发觉它不能转化为图2, 改而研制出图3。但因时代的缺陷(孔子是法定“圣人”), 他只能公布与“圣人”一致的作品,“秘传”独到的研究成果。基于这种猜测, 我一直思考从“秘传河图”转化为“洛书图形”的途径。现将这段思辩写下：

首先, 我们确认一三七九是“天数”, 代表天上一些指示四正方位的标记物；二四六八是“地数”, 代表地上一些指示四正方位的标记物（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为“四正”）。这样我们就能在河图、洛书图形中看出都有“天盘”和“地盘”共处。试将洛书中的“地盘”整体地逆时针转动45度（天盘不动）。就会发现可与“秘传河图”基本吻合；与“世传河图”无论怎样摆弄也合不到一块。这就让我们看到“转化”的曙光。

不过转化成的“河图” 还不能跟“秘传河图”完全一致：旋出的“河图”，天数、地数虽也到位（指示同一方位的天数地数都落在四正方位线上）, 但会重迭起来（用圆形洛书旋）；或天、地数所居内外层的层位倒置（用方形洛书旋）。“秘传河图”的天数、地数是分列在内外两层的；而且地数二七落在天盘之内、地数六八落在天盘之外。要解释这处细节可设想：在“秘传河图”里,天盘平面与地盘平面有立体交插（天盘平面以东北高、西南低之势穿过地盘平面）。若与地球科学接轨, 相当于黄道平面（天盘）与赤道平面（地盘）的交角。假定先民对地上标记物（二四六八）和天上标记物｛一三七九｝选择得当, 恰能得出“秘传河图”的全部效果并不困难。但推翻了“天盘不动，地盘旋动” 的第一步操作, 因为黄道与赤道的交插关系是“旋” 不开的。要把指示同一方位的天上标记物（九）、地上标记物(二)拆开, 让“九” 仍居原位，而“二”移置右上隅, 靠旋“地盘”肯定办不到。因地球自转时，黄道平面（天盘）,赤道平面（地盘）是连在一起旋的。

再看“秘传河图”,还有一处改动了孔子文字：孔子说“中五十”；陈抟却将“五与十”分置各位。以大致等距测之：“五”是“二四六八”的圆心：“十”是“一三七九”的圆心。顺时针转动以“十”为圆心的天盘，转过45度就也出现洛书图形, 相对位置都对（九在四二之间, 七在二六之间, 一在六八之间, 三在八四之间）, 误差是旋出来的“洛书” 很不规整。这一点仍可由“天盘、地盘有立体交角；恰当布列天数、地数位置,使天盘投影到地盘后得到规整洛书图形”而消解。但为何会有单独旋转天盘的圆心？转动天盘时，地盘真不动吗？这需要从客观规律揭开谜底。

先从经验事实说起。为辨认东方, 我们可以选定某个地上标记物（比如远处一株大树）, 也可选定某个天上标记物（太阳升起的方位）。从“东（繁体东）” 字看, 古人确是选了两种标记物。但事实又是：这两类标记不是始终一致的。如果站在同一地点观日出，一年之内“日从木后升起”的景像只有几天；更多景像是“日从偏离木后升起”。树是不移动的, 观察到上述现象要末地球在自转；要末是太阳在移动。如是由“地球自转”造成的表象，“天盘”应转动360度才对, 何以转到45度仃了呢？于是就追到太阳是如何移位的问题。

如今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已是国人一道亮丽景观。为使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与祖国的太阳同时升起, 每天的出旗时间是逐日变动的。 那未每天的日出方位是不是也有合规律的变动？为此我专程请教了教授《航海天文学》的专家。专家说在同一地点观日出，每天的日出方位和时间是变动着的，这可解一组球面三角方程测算的。问及恒星为何也会发生位移？专家解释说：此因地球绕太阳转，太阳绕银河中心转；地球走完一圈公转，太阳绕银河中心进动23度26分，这种进动与地球的黄赤交角无关。

至此,我算弄明白“天转地不动”的自然机制；还真服了这位一千年前的陈抟老祖,居然会标出这样一个“天转地不动”的 “转动中心”！如果上古先民选定的天上标记物都是银河系恒星（这太可能了，因为裸眼对河外星系的分辨率极低）, 那么指示四正的天上标记物应与太阳有同一运动。这就是说：从“秘传河图”整体地转动“天盘”, 一三七九是同步运动的，九转到四二之间，其余三一七也随之转到相应的两个地数之间, 与洛书图形相吻合。不过经过现代科学的论证：“天盘”最大转角只能23度23分, 决非45度。如此, 我们又反过来校验了洛书图形：二四六八达不到四隅, 它们不表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的四隅方位。在我看来：河图的实际内容是在特定地域的特定时间建立了“地理坐标” 和“天文坐标”；洛书图形的实际意义是标记了“天文坐标”与“地理坐标”在一年内的最大积累偏差。

自然现象是不须“秘传”的。银河系、太阳系、地轴倾斜…是人类出现前已形成，植根于宇宙层次结构的河图现象、河图变洛书的现象, 陈抟看得见，我们看得见, 上古先民也可以看得见。我们不指望先民们会解球面三角方程，但先民们能够记录所观察到的现象(尽管这种记录相当地不精确)。但只要各色人等所见所记确是同一对象, 我们就能对照现存的客体验证他们所记, 推论他们所想。

为什么茹毛饮血的先民会专注“河图现象”、“河图变洛书现象”？能持续数千年观察记录改进,必是为解决狩猎采集时代某个重大问题。我猜是解决“迷路”问题。狩猎采集社会头等大事, 莫过于把猎物、采集物运回家。食物不到，家里人就嗷嗷待哺；派出去的人迷途不归，后果更严重。因为出门狩猎的都是精壮汉子、去采集的多是肓龄女子，丧失这群“顶梁柱”的氏族就会一蹶不振乃至永劫不复。河图、洛书可以为远离家门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有一部比《易传》更早（也即距河图洛书更近）的书；《归藏》, 该书失传了, 仅留书名。 但“归藏”之名与“找到回家的路”有同义。故可印证这一猜想：河图洛书原有“找到回家路” 的功能。

我们用“平板测量法” 推想河图操作法。野外标记物相当于地域内的测量控制点，如在该域内迷路，且4种地上标记物可见, 那只要按照“后一六, 前九四, 左三八, 右二七”（注意：已照“秘传河图” 更正孔子文字）摆定河图，中间“五” 即代表“家” 的位置。然后从站立位置对两处相邻的地上标记物引两条观觇线, 两线交点就代迷路者所在位置。交点与“五” 的连线就是回“家” 的方向线。如因地形关系, 看不到地上标记物, 则可在晚上对准天上标记物. 姒法炮制。有一段流传千载的故事：当初，黄帝与蚩尤交战时，在太行山轩辕山被围困，此时，弥天大雾，三天三夜都未曾散去，黄帝之师迷失了方向，节节败退。正当黄帝一筹莫展时，风伯献上一策，说：“大雾之后，天必晴。将天鼋头对正天山，尾指向东南，四足定四方，方向自明。四更过后，五更之时，或观北斗斗柄指向，或察二十八宿南方之宿，自可调整方向”。黄帝依计而行，立军旗，调方位，果然方向明确，终于转败为胜，在冀州之野擒杀蚩尤，统一了中原。显然这是一则运用《洛书》测定方向的实例。所以在上古时代,“河图”、“洛书”是率领“远征军”的首领必备的测量工具。

但“图”、“书” 测量法有失效的时候。频繁狩猎采集必使周边环境难以供应。继续作业势必越跑越远, 地上标记物看不到了, 再用“河图”寻找回家路, 就有大风险。因为此时“河图” 中地上标记物构作的坐标己被抹掉，光凭天上标记物构的坐标不能确定“家” 的真实位点。此因在同一纬度线上各点所观察到的天象是相同的。所以应另行输入与“家”的经度攸关的信息。用实例说之：在陌生地按天上标记物摆好“河图”，然后从相邻的天上标记物测量观察者所在位置，这时有4种选择(东×北, 东×南；西×北,西×南) ,可得2个“观察者位置”（以河图中轴线区分,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各与河图中心相连, 就有两条回家的“方向线”。如确知“家” 在目前位置右面，那取左交点与图中心的方向线就对（上例：风伯测向成功就在引入了“天山” 这项地理座标）；若取右交点与图中心的方向线就“迷途不知返”了。再 如果流浪到南半球, 连天上标记物也不见了, 那河图洛书全然失效,这支“远征军”只能迷失他乡了。

在史前文明的考古中, 类似河图、洛书图形的遗物/遗迹多有发现：1.距今大约6500年的崧泽文化多处遗址及江苏坯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有类似图桉；2.距今4000年的内蒙赤峰敖汉旗小河沿文化仍有类似图桉；3.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的八角星图桉，与墨西哥阿斯特克太阳历石有相似的格局；4. 密斯特克（印第安人一支）坛台八卦扶桑图作八卦九宫格局…。用本文观点解读考古资料：第一, 迁徙的族群随带“图” 或“书”, 否则何以会在新居地流传遗世；第二, 确实有“迷途不知返” 的，说明这套测量工具尚有缺陷；第三，“河图”里局域化的地理坐标,不能适应广袤的生存空间渐被搁置，天文坐标得到更精密的观察和应用；第四, 经过社会转型（由渔猎转为农耕），历法授时等肇始于天文观察的新知识被归纳到“洛书”（图4）,而不便归纳到“河图”。

第五,古河图不能转化为今洛书，其中有历史断层：秘传河图“天盘”旋转23度26分能得古洛书, 不能得今洛书；以45度为四隅的今洛书是起于古洛书却又发生了知识性的飞跃, 它是适应农耕社会的新学说，与狩猎时代的河图当然不能配套了。

人类文明史的长河, 永远有继承和发展, 永远是后浪推前浪。唯有科学的、能为实践证实的知识才能留存下来。卜筮末流，不值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