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古老的貿易之路。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與互鑒至關重要。絲綢之路是一條重要的陸路通道，將東亞、東南亞與東非、西亞和南歐貫通起來。在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以及後來的貴霜王朝迦膩色伽國王時期，犍陀羅地區(即目前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地區)興建了大量的佛塔和寺院。從這些佛教建築中出土了許多石刻造像、灰泥造像、銅像、青銅像以及銅幣、銀幣和金幣，目前大部分陳列在巴基斯坦和國外的博物館裏。這些出土文物顯示，犍陀羅藝術受到了來自中國、波斯、羅馬和希臘等不同文明的影響。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以及貴霜王朝迦膩色伽國王時期，大乘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中國、日本和韓國。

公元前3世紀，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傳遍古印度，並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公元前3世紀末期，阿育王皈依佛教，並在該地區佛教傳播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巴基斯坦擁有超過5000個佛教遺址，佛教藝術和建築資源豐富。

犍陀羅是南亞的重要地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作為佛教中心，因此被稱為"佛教聖地"。犍陀羅(Gandhara)這個詞可以一分為二:"Gand"意為"香氣"，"Hara"意為"土地"，犍陀羅即為"芬芳之鄉"。廣義的犍陀羅地區包括了巴基斯坦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印度河下遊谷地、塔克西拉山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部)和整個克什米爾地區，實際的(即狹義上的)犍陀羅地區為一個三角形地帶，東西長100公裏，南北長70公裏。然而，犍陀羅藝術突破了重重地理阻隔，向阿富汗東部、烏仗那、巴爾赫、斯瓦特山谷、布內爾、迪爾、巴焦爾特區和白沙瓦山谷等各地延伸，直至克什米爾。

絲綢之路沿線的犍陀羅佛塔和寺院

早在佛陀時代之前的古印度，在亡者遺骸之上建塔或墓的習俗已為人所知。曾到此朝聖的中國高僧法顯和玄奘在文獻中頻頻提到，舍衛城附近的一座小邑中存有佛舍利，其上矗立著與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等過去七佛有關的古佛塔。對此，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在論及佛塔崇拜時認為，無論上述中國高僧所見的古佛塔實際建造日期為何時，這些所謂的過去七佛舍利塔實際上表明了為亡者建造紀念塔是當地一項古老的習俗。佛陀涅盤後，人們在佛陀舍利(佛陀遺骨)之上建造佛塔，分布在八個主要部落，即供奉於拘屍那城、摩羯陀國、毗舍離國、迦毗羅衛國、遮羅頗國、羅摩伽國、毗留提國和婆羅國，此外香姓婆羅門和孔雀一族也建造了供奉佛陀舍利的佛塔。從上述和其他一些傳統中可清晰地看出，在佛陀時代，建塔已經是古印度地區早已有之且為人熟習的風俗。同樣清楚的是，佛塔直到阿育王時代才成為佛教徒明顯的崇拜對象。早期佛教文獻關於寺院內部構造以及僧侶生活細節的記載十分豐富，然而卻沒有關於阿育王之前佛塔崇拜的任何記載。如果早期的僧侶確實崇拜佛塔等紀念物(就像他們後來那樣)，而文獻對此的記錄竟然闕如，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盡管自佛陀涅盤後，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八座佛塔一直是僧侶崇拜的對象，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佛塔在阿育王之前就被公認為佛教信仰的標誌。正是阿育王打開了上述八座佛陀舍利塔中的七座，將佛陀舍利細分給了王國中所有的主要城市，並在每個舍利上都建造了宏偉的佛塔。阿育王可謂是推動佛塔崇拜的第一人。

考古人員在犍陀羅地區(特別是塔克西拉山谷)發掘出了許多屬於公元前3世紀和公元5世紀的佛教聖地遺址，其中最早的一個是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建造的法王塔(Dharmarajikastupa，又譯達磨拉吉卡窣堵波)。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關於該遺址的主佛塔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觀點或許是正確的，阿育王很可能將佛陀舍利分配到此處並建塔，並且稱其為dhato-garbhastupa(意即存放舍利的佛塔)。

考古人員在錫爾卡普市挖掘出了數個文化層疊加的建築遺址。其中，在屬於安息帝國時期(公元1世紀)最後階段的層位中發掘出一座圓形小佛塔，設計精致，用濃厚的石膏繪飾出當時較為常見的茛苕葉紋，其功能似乎只是為了私人禱祝和禮佛。而另外一座佛寺位於凸起的基座上，前面有一個門廊，中間為一個長方形的中殿，後面是一個圓形後殿;整個佛寺被一條走廊通道所包圍;由於這種形狀，該佛寺被稱為拱形廟。該層位除了上述佛教建築之外，其庭院內還有雙頭鷹神殿遺跡，融合了西方古典、印度以及當地建築的風格。

貴霜時期的佛塔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方形佛塔取代圓形佛塔開始流行;寺院中出現廚房，建築多由半方石砌築，寺院中有田地。佛教造像藝術此時突然出現了人格化形象，首次出現了雕刻的佛陀形象。佛陀形象在開始時表現為畫面中的人物主角，即用高浮雕的形式在佛塔基座的壁柱之間展現佛陀的生平事跡。隨後，獨立式佛像將在下一階段逐漸顯現並充分發展。

稍後一個時期，佛塔建造出現另一個發展趨勢。小佛塔取代了大佛塔成為主流，且主塔周圍是還願塔，此類布局結構主要見於莫赫拉莫拉杜(MohraMoradu)等建築遺址。上述遺址中的小佛塔多為高浮雕裝飾，在片巖或灰泥上雕成，描繪了許多佛像。在最後階段(公元前4~5世紀)，佛塔形狀進一步改變，高塔取代了低塔成為更加普遍的樣式。

在白匈奴入侵犍陀羅之後，佛教逐漸失去了它在貴霜王朝時代所擁有的王室贊助。由於佛教普及而一度式微的印度教，在此時獲得了白匈奴的支持而再度復興。佛教廟宇大量荒廢，許多僧侶逃往山區(今巴基斯坦西北偏遠地區)避難。在公元7世紀，玄奘來到犍陀羅，他認為此地曾經臣服於迦畢試國，但後來它已成為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的支流。雖然曾有許多寺院，但已成為廢墟。在經歷破壞之後，犍陀羅從未恢復。

在斯瓦特、布內爾、迪爾等地分布著許多佛教遺址，這些遺址保留了佛塔、寺院、精舍、居住點、洞穴、石刻和銘文。

據公元4世紀來到斯瓦特的法顯記載，該地區約有600座寺院。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宋雲在公元6世紀到達該地，在當地寺院裏看到了近6000幅畫像。玄奘於公元7世紀來到斯瓦特，在目睹了當地佛教衰敗的景象後，他說:"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即使在今天的斯瓦特，仍有超過400座佛塔和寺院遺址，占地面積約160平方公裏。僧侶們在山上建造了許多佛塔和寺院，其目的一是不影響山下的農業生產，二是免於戰亂侵擾。他們在朝聖者經常沐浴的水泉旁建造了寺院。

犍陀羅藝術與東西方文明的交融

犍陀羅藝術主要是一種佛教藝術。犍陀羅的佛教藝術並不局限於其狹義上的地理邊界，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迅速蔓延至許多區域，例如斯瓦特北部地區、印度河上遊以及塔克西拉山谷等。實際上，考古人員在這些地區發現了許多佛教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大量與佛教傳說有關的雕塑重見天日。犍陀羅佛教藝術起源於該地區，並且從公元1世紀到8世紀長期繁榮興盛。從發掘出的廟宇、寺院遺址中可以看出佛教藝術在此地進行了復雜的重組。因此，犍陀羅藝術也被稱為"希臘佛教"或"羅馬佛教"藝術，因為它包含了一些源於西方的元素。然而，斯瓦特和犍陀羅的雕塑所展現的西方藝術影響也促進了佛教概念的發展，因為佛教的許多理念通過此種藝術形式表現出來。這有力地印證了連續性理論，雕塑以可見的方式彰顯了東西方思想和文明的融合。

大犍陀羅(即廣義的犍陀羅地區，包括整個開普省、旁遮普北部和阿富汗東部)的佛教藝術受外來文化影響顯著，有學者也因此認為犍陀羅藝術就是希臘或羅馬藝術的產物。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犍陀羅藝術的概念源自本土，受到了印度、中亞、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地的相互作用，其影響真實可見，正如犍陀羅雕塑所示。

波斯的阿契美尼亞人在公元前6世紀到前4世紀統治著犍陀羅地區，隨後到來的是公元前190至前90年的巴克特裏亞希臘人和印度-希臘人，這些外來文化深刻影響了當地的藝術和手工藝。此後，公元前90年至公元1世紀中葉抵達犍陀羅的斯基泰人和安息人為當地傳統註入了新趨勢。從公元1世紀到公元5世紀，貴霜人在犍陀羅藝術和建築領域進行了更多創新。迦膩色伽統治時期被認為是犍陀羅藝術的黃金時代。值得註意的是，所有這些外來統治者不僅在犍陀羅地區建立了政治統治，而且也塑造了該地區的文化價值觀。

法國學者阿爾弗雷德·福徹在撰寫關於犍陀羅藝術開端的文章時，支持地中海影響犍陀羅藝術發展的學說。他認為希臘無疑是影響犍陀羅藝術的最早來源，並且顯著改進了犍陀羅當地藝術。約翰·馬歇爾發掘了錫爾卡普(這是塔克西拉地區的第二座城市)，證實了福徹的觀點。根據塔克西拉的發掘情況，馬歇爾認為犍陀羅藝術源於熱衷希臘藝術的安息人文化，並在近東的外國工匠的支持下獲得了獨特的風格。

一些西方學者將犍陀羅藝術與羅馬文化聯系起來。他們沒有在犍陀羅藝術起源地發現該藝術形式的發展，而是將貴霜時期犍陀羅藝術展現的成熟形式與羅馬人的影響聯系起來。這一理論的支持者稱，羅馬帝國的商業和政治權力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了印度次大陸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尤其是那些通過陸路直接與巴克特裏亞、西北部相聯系的地區，以及通過西海岸諸港口與印度內陸相聯系的地區。這些與羅馬有關的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密切，並在迦膩色伽時期達到頂峰。

犍陀羅的考古環境表明它發展出了一種混合了西方和亞洲文化的組合模式。這種復雜文化背景培養出的工匠創造了這種獨特的佛教藝術。佛教藝術的詳細主題包括佛教基本概念的象征性表達，例如佛塔崇拜、佛陀或菩薩造像等，一般都帶有濃厚的當地特色。

也有一些考古學家不同意犍陀羅藝術完全源於希臘人或羅馬人的影響，他們認為這種藝術借鑒了東西方思想並將兩者合二為一，然後向四周擴展至印度、阿富汗、中亞、中國和遠東地區。藝術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古印度的，它源於兩者並將不同的元素與自身的形式融為一體，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即今天人們所知的犍陀羅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