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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從小立下爭當聖賢的理想誌向，如果沒有獨立人格，如果缺乏勇氣和膽識，如果不能在逆境之下咬定青山百折不回，他的創新之路就可能隨時夭折，也就不可能取得後來的成功。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說的既是學習，也是行動；既是對學生的要求，更是對自己的要求。他一生都身體力行踐履這一主張。

陽明心學作為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其學說不僅盛行於明代中後期，而且深刻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甚至亞洲地區的社會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今天，我們從王陽明及其學說當中，能夠得到什麼有益的啟示呢？

勇於探索、追求真知的無畏精神

在王陽明生活的年代，程朱理學是官方哲學，王陽明本來也是篤信程朱理學的，但同時也看點兒“歪理邪說”，比如朱熹的學術死對頭陸九淵的心學。18歲那年，王陽明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導，和朋友一起跑到余姚當地官署去“格竹”，結果格了7天，道理沒悟出來，人倒累病了，從此不再信朱熹，一門心思搞他自己的“心即理”。一開始礙於人微言輕學問未精，不敢造次，還要打著“朱學”旗號當虎皮來遮遮掩掩。到32歲升上正六品主事，第二年就改旗易幟，正式亮出“身心之學”名號，在京師開門授徒。以後經歷宦海沈浮，到39歲又從外地重新入京，便公開宣布要扭轉長期以來的“是朱（熹）非陸（九淵）”思潮。此後一二十年間，王陽明繼續豐富完善他的學術思想，把最初的“心即理”不斷精細化，先後推出“致知格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論述，終於完成了一套系統的心學理論體系。

然而，這種道路絕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有過人的勇氣和膽識，王陽明為此付出了極大代價。本來他面前鋪著一條金光大道，論家世背景，他出生在官宦人家；論個人能力，他上馬能布陣，下馬能談經，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有了這樣優越的條件，他一生可能都會順風順水、平步青雲，但他偏偏選擇了一條挑戰前人的孤獨而又險惡的道路，噩運也就隨之而來。他從小就是個不很安分而又心比天高的人，11歲時請教老師：“何為人生第一等事？”老師回答：“讀書登第，汝父也。”他立即反駁說：“恐未是，當讀書做聖賢耳。”從21歲到24歲，王陽明兩次進京趕考都不中，開始他還滿不在乎，有人安慰他，反被他嘲笑說：“汝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而動心為恥。”當時的內閣首輔李東陽拿他開涮說：“待汝做來科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結果他毫不謙讓，拿起筆來一揮而就，惹得旁邊的人議論紛紛：“此子若取第，目中無我輩矣。”雖然在世俗觀念束縛之下，他被迫接受現實，埋頭苦讀朱熹的《四書集註》，但據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說，王陽明一邊讀心裏一邊犯嘀咕：“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1499年，27歲的王陽明一舉拿下京師春闈會試第二名、殿試賜二甲進士第七、排名全國第十的優異成績，終於揚眉吐氣，入朝做官，先後在刑部、兵部幹了7年。這7年裏他時而閉門攻讀，時而談經講學，時而遊山玩水，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舒坦的日子了。

然而好景不長，34歲那年，王陽明因為上書得罪了專權宦官劉瑾，被下詔獄，重責四十大板，貶到貴州修文龍場驛站當了個小小的驛丞。他的家人也受到牽連，父親被明升暗降調任南京吏部尚書，夫人流產導致終身不孕。劉瑾還不解氣，竟然派刺客追殺王陽明，逼得他跑到錢塘江假裝投江自殺，才保住一條小命。當年的貴州龍場地處深山老林，遍地毒蟲瘴氣，流放生活苦不堪言。但王陽明就是王陽明，在這樣艱難的歲月裏，他不僅沒有萎靡沈淪，反而動心忍性，“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終於在某天“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是王陽明哲學思想體系形成過程中一次質的飛躍，轉年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觀點。流放期間他廣收弟子，還主持了貴陽書院，陽明心學漸成氣候，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把壞事變成了好事。

4年之後，劉瑾被誅殺，王陽明重見天日，調任江西廬陵知縣。此後輾轉於北京、南京兩地，或在南方省份任職，閑時常回浙江老家。仕途雖沒有再大起大落，可總有點不鹹不淡，最風光時被嘉靖皇帝封為“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並兼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等職。但這些官位大多是虛職，說明他並沒有真正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其中主要原因，恐怕還是王陽明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和始終堅持心學觀點所致。他一輩子都是一邊做官，一邊治學，49歲提出“致良知”說，55歲又提出著名的“善惡四句教”。他中年以後不斷著書立說，廣羅門徒，到晚年更敢於直抒胸臆，針砭時弊，自詡為“狂者”“孔孟聖傳一點骨血”。王本人備受壓抑，壽命不算長，沒滿57歲就去世了，臨終時留下“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無奈嘆息。直到他死後39年隆慶皇帝登基，王學才得到朝廷重視，王陽明也被追封為侯爵，謚文成，捧為一代聖人。

綜觀王陽明一生，為創立自己的學說歷盡艱辛,如果不是從小立下爭當聖賢的理想誌向，如果沒有獨立人格，如果缺乏勇氣和膽識，如果不能在逆境之下咬定青山百折不回，他的創新之路就可能隨時夭折，也就不可能取得後來的成功。

善於思考、潛心鉆研的治學態度

王陽明的學術道路，經歷了一個對程朱理學從相信到懷疑再到揚棄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王陽明生活在明代中葉，正值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危機衰敗的轉變時期，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各地烽煙四起，社會動蕩不寧，原先作為維系封建倫理制度指導思想的程朱理學，由於煩瑣教條，在此激變面前顯得陳舊僵化，缺乏“教化”力度。另一方面，當時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均居世界一流，商品經濟進一步興起，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這在王陽明的家鄉浙江尤為突出。人們對客觀世界及其發展規律的了解與認識更加深入，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的社會條件，陽明心學於是應運而生。

與程朱理學相比，陽明心學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認識論方面。朱熹認為人心的“靈明”本已包含“萬理”，只不過“心”不能直接認識自己，必須借助“格物”，即通過研究具體事物才能“窮理”。這就讓王陽明抓住了漏洞：既然“理”原本就在人心中，那就充分發揮“心”的“明理”功能好了，為什麼還要舍本逐末，到心外去尋找什麼“理”呢？他說“從冊子上鉆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認為這種“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的方法是“析心與理而為二矣”。他提出自己的見解，“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結論是“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這就是他“心即理”的核心思想。這一命題既是本體論，即“心外無物”；也是認識論，即“心外無理”。

那麼，怎樣充分發揮“心”的主宰能力，去認識和規範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呢？王陽明提出了兩個基本途徑。第一個是“知行合一”。他把“行”視為“知”也就是人心自然而然的外化現象，所謂“好好色，惡惡臭”，強調“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第二個是“致良知”。他認為“心”的作用發揮到極致便是“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我們不妨把理學和心學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可以發現，朱熹的“格物”，講的是研究客觀世界的所有事物；“致知”是將“格物”的成果，“推及吾之知識”，也就是現在說的把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他把這個過程稱為“類推”。王陽明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求之於心”“意念之發”，“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也就是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良知”（理性認識）對“聞見之知”（感性認識）的反作用。但他同時也認為，“良知”想要“發用流行”，是不能離開“見聞酬酢”即感性認識的。如果說，朱熹重視的是認識過程中的歸納法，王陽明則重視演繹法，這說明宋明時期的思想家對人類認識世界的邏輯方法已經進行了規律性概括，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去區分初級認識和高級認識、個性和共性、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問題了。

知行合一、決而行之的務實作風

1509年，37歲的王陽明首次提出“知行合一”思想，這是他的學說中最輝煌的成果。重視實踐、反對空談的思想火花，不僅指導了自己的一生，也成為後人的學習典範。

在哲學史上有一段公案，就是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沒有哲學，有的只是一些常識性的道德教訓，缺乏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範疇。黑格爾沒有看到東西方歷史與文化差別所形成的思想發展的不同特征。歷史上，中國既是一個世界大國，但又面臨外敵入侵、江山割裂的威脅，因此，中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愛國主義信念已經成為融化在血液中的民族精神。不論哪個朝代的誌士仁人，都把個人的奮鬥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幸福視為一體，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崇高理想與追求。自秦代以降，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絕大多數同時也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或者教育家，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極少有西方那種不問時事、只負責抽象思維和純粹範疇的哲學家。

王陽明也是這樣，他14歲就到居庸關策馬騎射，憑吊古戰場，緬懷馬援、於謙等一代名將，立誌要經略四方，為國捐軀。25歲時邊關告急，他在家苦學兵法。他創立心學，並非為了自己出風頭，而是希望“天下可得而治”。觀其一生，始終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入世者，而不是一個只知閉門讀書的出世者。這種抱負反映到他的知行觀上，就是“知行功夫，本不可離”，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主張知識要在“事上磨煉”，反對那種只知道“懸空口耳講說”的學習方法，指出“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強調“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說的既是學習，也是行動；既是對學生的要求，更是對自己的要求。他一生都身體力行踐履這一主張。他28歲剛剛入朝做官，就向皇帝上書陳言邊境事務。29歲奉命到直隸、淮安審決積案重囚，平反多件冤案。38歲時，大難不死的王陽明在江西廬陵任職一年，深入調查鄉情民情，廢除苛捐雜稅，禁止橫征暴斂，建立保甲制度，興學教化民心。調回京師後當了6年閑散官員，潛心學術研究。從45歲到57歲去世，王陽明約有一半時間輾轉於江西、福建、兩廣等地剿匪、平定叛亂，另一半時間在南京任職，並常回浙江老家講學。他稱得上文韜武略兼具，能上朝堂議政，也能鎮守一方，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反對知行脫節、反對知而不行，長期關註政務、研習軍事的務實作風和實踐精神，這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作者系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臺辦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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