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海、朱易安編撰的《唐詩書錄》著錄《新刻草字千家詩二卷》，附註：“（宋）謝枋得、（明）王相輯錄唐宋近體詩二百余首。明觀成堂陳君美刻本（北圖藏）。”如果這條材料可靠的話，那麼廣為流傳的童蒙讀物《幹家詩》的編纂者、編纂時間就相當明確了，而且還有個明刻本作為依據。問題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著錄了《新刻草字千家詩二卷》，附註：“宋謝枋得輯，題明李贄書，明觀成堂陳君美刻本。”沒提到“（明）王相”，兩者有著明顯的差別。核對原書，發現該書確實沒有“（宋）謝枋得、（明）王相輯錄”或其他類似的話，只是在扉頁上分兩行印著“李卓吾先生筆，草字千家詩”，正文卷首題著“新刻草字千家詩，李卓吾先生筆”。該書分上、下兩卷，共收錄唐宋詩116首，其中七絕84首、七律32首。而現在通行的《千家詩》共收226首詩，包括七絕、七律、五絕、五律，如果《新刻草字千家詩二卷》真的有“二百余首”，勢必包括七絕、七律、五絕、五律，這樣就與王相掛上鉤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千家詩》的編者還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現存最早以《千家詩》命名的選本，當為南宋著名詩人劉克莊（1187—1269）所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尚存有該書的元刻本與明抄本。常見版本有清刻《楝亭藏書十二種》本與《宛委別藏》本。該書22卷，分時令、節候、天文、地理、禽獸、昆蟲等十四門，共收錄1280多首詩，均為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但是也有人對這部書的編者為劉克莊提出了質疑，如清人宗廷輔在《重編千家詩讀本》卷末題跋中指出該書有改變題目、弄錯作者、刪律詩為絕句等缺點，於是提出懷疑：“臨安、建陽無知書賈假其盛名，緣以射利故至是歟！”他的這個觀點也常被後人用來說事。

不過，這只是一個假設．還不足以否定劉克莊對該書的著作權。這是因為劉克莊有編纂該書的動機與可能性，在《後村集》卷二十四中還保留著劉克莊寫的《唐人五七言絕句選序》、《本朝五七言絕句選序》、《中興五七言絕句選序》。劉克莊在第一篇序中說：“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言絕句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這表明劉克莊確實選編過不少唐宋詩絕句方面的童蒙讀物，在這些童蒙讀物的基礎上再編一本《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當在情理之中。再說該書一共

選了劉克莊本人詩作八十多首．如果編纂者是別人，恐無此必要，也無此興趣。還有宗廷輔所批評的那幾個缺點，是詩歌選本的通病。劉克莊受到編纂體例的限制，選了將近1300首詩，出現一些訛誤也屬常見現象。此外，宗廷輔所謂的“無知書賈”是沒有水平編出這部選本來的，而且該書也沒有暢銷起來。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的性質是啟蒙教材，所選作品為切情詣理之作，形式短小。但是該書作為童蒙讀物那數量就嫌太多，不便學習，也不便流傳。以《千家詩》為題，並產生廣泛影響的唐宋近體詩童蒙讀物，為宋末元初的謝枋得所編。謝枋得（1226—1289），字君直，號疊山，宋理宗寶祜四年（1256）舉進士，除教授建寧府。宋恭宗德祜元年（1275），元兵大舉南下，謝枋得被任命為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今江西上饒市）。他在保衛信州的戰鬥中，終因孤軍無援而兵敗城陷．他的家人全部被元兵殺害，只有他孤身一人隱姓埋名，逃入建寧唐石山中。據《宋史•謝枋得傳》介紹：“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由於教學需要，謝枋得又長期生活在宋元時期的出版中心建寧府．所以由他出面編一本唐宋近體詩童蒙教材也在情理之中。說《千家詩》是謝枋得編的還有個鐵證，就是《全宋詩》中只收錄王淇兩首詩，作者小傳稱王淇“字菜猗，與謝枋得有交，謝嘗代其女作《薦父青詞》（《疊山集》卷十二）”。而王淇的這兩首詩恰恰都錄自《千家詩》。若不是謝枋得編《千家詩》，王淇的這兩首詩也就淹沒無聞了。謝枋得編的《千家詩》與劉克莊編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顯然有淵源關系，一是都用了《千家詩》這一名稱；二是所選均為唐宋近體詩，所選篇目重復頗多：三是編排方法謝書與劉書的時令門大致相同。所以清翟灝《通俗編》指出：“今村塾所誦《千家詩》者，上集七言絕八十余首，下集七言律四十余首，大半在後村選中，蓋據其本增刪之耳。”

正如翟灝所說，謝枋得編的《千家詩》只收七言絕句與七言律詩，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清刻本《四體千家詩》、《新鐫千家詩自文》還保留著這種體例。《千家詩》中所收謝枋得詩三首，全為七絕，也說明了這一點。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端署“宋名賢謝疊山註”。該書標明二卷，實際上只有七律一卷，所缺顯然為七絕一卷。謝編《千家詩》在明代已經成了最重要的啟蒙教材之一，如明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著錄有“《千家詩》一本。四十四頁”。明盧城赤《明宮史》卷二《內書堂讀書》雲：“凡奉旨收人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可見明代宮廷已用《千家詩》作為啟蒙教材。正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在《影印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說明》中所述：“這部《千家詩》系明代內府彩繪插圖本，是專供太子或小皇帝使用的，它表明《千家詩》不僅是宋元明清時期民間流傳甚廣的通俗讀物，也是皇家課業的基本教材。”

現在廣為流傳的四卷本啟蒙讀物《千家詩》是清初的啟蒙教育家王相編輯整理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四《尺牘嚶鳴集》十二卷提要稱此書為“國朝王相編。相字晉升，臨川（今江西撫州市）人。是書成於康熙己醜（1709）”。康熙己醜年乃康熙四十八年，前面的順治皇帝在位十八年，所以說王相是清初人還是恰當的，現在廣為流傳的《千家詩》也是在清初編定的。他編註的《幹家詩》的清刻本明顯分為兩個部分，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清南京天祿閣書坊所刻、《千家詩》，第一部分題為《增補重訂千家詩註解》，卷端題“信州謝枋得疊山選：瑯8王相晉升註”。卷上為七絕，卷下為七律。卷未有按語雲：“疊山選本皆唐宋詩，末二首明詩不知何年贅人，童蒙久誦，姑並存之。”可見這一部分基本上保持了《千家詩》的原貌，王相只做了註釋工作。第二部分題為《新鐫五言千家詩箋註》，卷端題“瑯8王相晉升選註；莆陽鄭漢濯之校梓”。卷上為五言絕句，卷下為五律。可見這一部分由王相選編，他還做了註釋工作。

客觀地說，謝枋得所編七言《千家詩》問題要多一些。首先，他所據以參考的劉克莊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如前所說，就存在不少問題，謝枋得在做註釋時也難免以訛傳訛。其次，謝枋得編的七言《千家詩》在長期傳播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篇目增減、文字差異、作者混淆等現象。這一部分經過王相註釋後，雖然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篇目固定了下來。而王相編註的五言《千家詩》部分，問題則少得多。王相為《千家詩》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定本，他在《千家詩》編纂史上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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